08/08/2025
非常深入的介紹 【優秀的綿羊】我們已經不是第一次分享了。祝福大家爸爸節快樂
《名校畢業的我履歷這麼完美，為何既自負又自卑？》
在耶魯大學任教的十年裡，德雷謝維奇看過很多人如此自問，包括他自己。
這促使他寫下《優秀的綿羊》，以下訪談是十周年回顧。
我自己最有感的是，所謂「優秀學生」，都很善於把自己變成體制運作的樣子。
越擅長這麼做的人，越會選擇待在固定的圈子。除非特別有自覺，否則他們會漸漸看不懂，體制之外長什麼樣子。
第二有感的，直接引用：「這樣的孩子常會徘徊於兩個極端——左邊是自負，看不起他人；右邊是自卑，看不起自己。」
也有談及一些「文科無用怎麼辦」。大體他認為，讀文科可以帶來「不確定會是什麼」的好處，但當今（美國）文科帶有太多預設的政治目的，必須謹慎選擇。
以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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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畢業的我履歷這麼完美，為何既自負又自卑？》
「父母的需求和期望是無止境的，而且滿足感也總是短暫的，結果就是孩子永遠做得不夠好。
一旦這種想法被孩子內化，不管是需要被父母認可還是其他，所有成就的取得就都是為了得到肯定。
這樣的孩子常會徘徊於兩個極端——左邊是自負，看不起他人；右邊是自卑，看不起自己……你可能到了60歲還執著於追逐那些外在的獎賞，從未活出真我。」
「不在乎樂觀或悲觀，而是盡可能誠實、準確地看待這個世界。」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
文／《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陳洋
編輯／周建平
2025年，《優秀的綿羊》迎來出版十週年，作者威廉·德雷謝維奇已年屆花甲。
十年過去，他發現這本書幾乎無需修改，伴隨紀念版發行而來的大多數採訪，提問也並無二致。
對此，他不意外。十年間世界滄海桑田，但圍繞教育和成功的困惑依舊難解。
2008年6月，曾在耶魯大學任教十年的德雷謝維奇在《美國學者》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精英教育的弊端〉的文章。
他直指美國頂尖高校培養出了一批「履歷完美、靈魂空洞」的學生——他們焦慮、怯懦，缺乏好奇心與方向感。
他們被包裹在特權構築的泡沫裡，被灌輸著一套自己並不認同卻難以掙脫的價值觀，習慣了在既定的軌道中前行。
文章在美國教育界引起軒然大波。
7年後，他將這篇文章擴展為《優秀的綿羊》一書，在延續前文批判性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教育的目標——「應當培養有公共意識的合格公民，而非僅僅為國家貢獻GDP的工人。」
書中提出，作為獨特且有靈魂的個體，學生應當具備精神想像力去構思屬於自己的生活路徑，並有勇氣將其變為現實。該書迅速躋身暢銷書行列，至今仍是反思精英教育體制的代表著作之一。
「如果說當年有關精英教育弊端的討論還僅限於學界或部分知識圈層，如今，功績主義危機、大學缺乏真正的智性活力、大學生心理健康危機等問題早已成為廣泛的公共關切。」
德雷謝維奇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採訪時表示。
只看履歷，他無疑是「優秀的綿羊」中的一員——先後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的生物學與心理學學士、新聞學碩士以及英文博士學位。
然而推進鏡頭仔細端詳，你便會明白，為何最堅定的支持者和最激烈的批評者往往出身於同一體制內。
本科畢業後，對生物專業興趣索然的德雷謝維奇盲目投入備考法學院的洪流，待一切就緒才驚覺自己不想做律師，倉促剎車。
隨後進入新聞學院，也不過是在逃避回答「我該做什麼」；獲得碩士學位後，對專業依然無感的他職業發展困頓，自信嚴重受損。
他決意聽從久被壓抑的心聲，但在被心儀的英語語言文學專業錄取之前，他不得不挺過「申請11所學校，9所拒絕」的苦澀等待。
在耶魯大學任教的十年間，他盡力完成著學術考核，並將全部的熱情投入教學與公共寫作，可在一個以科研產出定義價值的體制內，這樣的選擇注定會被邊緣化。
他最終落敗：46封求職信，換來5次面試、2次回訪、0份錄用通知。
2008年，就在他離開耶魯、告別學術界的那一年，〈精英教育的弊端〉一文大獲成功。
幸運嗎？幸運從不輕易降臨。一次次受挫，彷彿是內心的磁北在悄然校準人生的方向，「我們的經歷本身就是鑄造靈魂的熔爐。」這個過程既是煎熬的，也可以是令人振奮的。
「這不僅僅是我的故事，如果只是我的故事，那它就沒什麼意義了。」
中國的高考分數剛剛公佈，無數學子正站在人生的新起點。重讀德雷謝維奇的《優秀的綿羊》是一種警醒，也是一種啟程的鋪墊。
「不論就讀於哪所大學，一定要學會主宰自己的教育，而不是讓教育來支配你。
大學是完全屬於你自己的，大學代表著人生的一次機會，善待這次機會，不要急著成為自己心中早已計劃好成為的那個人，而是成為你自己從未遇見的那個人。」
德雷謝維奇寫道。而他講述的，從來不只是大學。
特權常以弱勢之名發聲
《南方人物周刊》：
《優秀的綿羊》初出版時便得到廣泛讚譽，但也有一些來自常春藤高校的師生提出質疑。
有的認為你對精英學校的描述可能會讓中下階層孩子對名校望而卻步；有的認為你忽略了這個群體興趣、抱負和背景的多樣性……十年後針對這些質疑，你是否有不同的理解？
德雷謝維奇：
享有特權的學生常常並不了解弱勢群體的真實狀況。有時當他們對後者的理解還停留在想像層面時，便以此為擋箭牌，借弱勢群體的名義發聲。
我寫這本書的部分目的就是為了讓藤校不那麼精英化，讓那些家境並不優渥的學生也有機會進入藤校，且不會感到格格不入。
每當我在大學活動中談論這些事時，總有聽眾質疑「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怎麼辦？」提問者往往是那些幾乎一輩子都不需為金錢犯愁的學生。
問題的關鍵是，我所提倡的是否適用於你。如果是，你就應該為自己負責，而不是借用其他沒有你幸運的人的生活案例為自己找藉口，逃脫應該承擔的責任。
至於「多樣性」。我在耶魯和哥倫比亞大學也教過很多優秀的學生，他們聰明、有思想、富有創造力。
但他們中只有極少數將教育視為更廣闊的智識之旅的一部分，這些人往往覺得自己像個怪胎，尤其是因為他們從大學本身獲得的支持太少。
成為一名知識分子，首先要跳出固有的假設和強制執行這些假設的體制去思考。進入精英學校的學生恰恰是最善於在體制內運作的學生，所以他們幾乎不可能跳出體制。
很多精英學校學生的辯護是出於一種防禦心態。我在耶魯從事了十年教學，《優秀的綿羊》出版前後，我也收到了大量的學生來信，走訪了幾十所學校，我的發現與公開數據一致：
在美國38所知名大學中，來自收入最高1%家庭的學生數，超過了來自收入最低60%家庭的學生數；
最受畢業生歡迎的五大類職業是法律、醫學、金融、諮詢和科技，其中金融、諮詢和科技三類合計占比超半數。
左邊是自負，右邊是自卑
《南方人物周刊》：
提到「內在成長」，你在書中描述自己多年來都在自大與自卑兩種情感之間徘徊。這種感受很多人都有共鳴。你早期對「成功」的理解是不是很大程度上受父親的影響？
德雷謝維奇：
是的。我來自一個猶太移民家庭，父親是一位成就頗高的教授（註：哥倫比亞大學工程與應用科學學院機械工程教授）。
有移民背景的學生和家庭（包括那些已經成為中上階層的）往往非常現實，很少有耐心談論理想。
《優秀的綿羊》出版時，他已經離世。我無意批判他，因為我知道他是出於好意。作為猶太人，我的家庭經歷在某些方面與許多亞裔或亞洲群體非常相似。
猶太人和中國人都高度重視教育，將其視為向上流動和獲得成功的重要途徑。
與很多望子成龍的父母一樣，我的父親建立了一種「情感獎勵系統」——你必須是最優秀的，不能只是第二名，唯有如此你才能獲得愛。
然而，父母的需求和期望是無止境的，而且滿足感也總是短暫的，結果就是孩子永遠做得不夠好。
一旦這種想法被孩子內化，不管是需要被父母認可還是其他，所有成就的取得就都是為了得到肯定。
這樣的孩子常會徘徊於兩個極端——左邊是自負，看不起他人；右邊是自卑，看不起自己。
《南方人物周刊》：
書中讓我印象很深的一處，你寫道：「即使是在耶魯找到一份工作這樣的成就，也不過是一種暫時的自我安慰而已。」
入職耶魯不久，父親就關心你何時發表論文，讓我想起一些年輕人對父母「只要你盡力就好」「我們相信你可以更好」這類話的抵觸——聽起來是溫柔的鼓勵，實則是一種潤物無聲的施壓，背後是令人不安的要求和期待。
如果可以回到那個階段，作為「父親的角色」，你會如何回應當時自己的困惑和無助？
德雷謝維奇：
其實這本書正是我寫給年輕時的自己的。當然，有些話說起來簡單，真要聽進去並不容易。即便能聽進去且接受，年輕人也常常自覺無力改變現狀，從而陷入某種心理困境。
不過，透過閱讀例如瑪德琳·萊文（註：《特權的代價：家庭如何應對物質豐裕與精神匱乏》的作者）或愛麗絲·米勒（註：《天才兒童的悲劇》的作者）等的作品，你會發現自己並不孤單，很多人都經歷著類似的掙扎。
她們會把那些你難以言狀的經歷和情緒清晰地表達出來。比如萊文在《特權的代價》裡就寫到：
孩子們一眼就能看穿父母——所謂的「只要你盡力了就好」並不是真心話，父母真正的要求是「你必須做到最好」。快樂並不是重點，控制才是本質。
《南方人物周刊》：
你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他們如何消化這套「情感獎勵系統」？
德雷謝維奇：
我從未與哥哥真正談論過這個話題。我覺得他可能從未質疑過這套模式，身為醫生的他確實過上了傳統意義的成功人生，他的兩個女兒也在複製他的成功。
至於我的姐姐，她非常聰明，也有成為醫生的潛質，但在我們三兄妹出生的上世紀50年代，因為性別歧視的存在，父親對她的期望沒那麼高。
這可能也是她沒有將那套心理模式施加於孩子們的原因之一。在我看來，她的兩個孩子的人生道路更有趣，也比哥哥的孩子們擁有更多的自由。
我姐姐的兒子現在正研究哲學，女兒專注於猶太學，很快會被任命為拉比（註：拉比是猶太教中的宗教導師和社區領袖）。
去做「感覺對」的事，本身就是一種成功
《南方人物周刊》：
大學期間你一直困惑於「該做什麼」。畢業初期，職業發展也不順。申請博士和爭取終身教職的過程也屢屢碰壁。
這些挫折持續了近十年，你如何度過那段不斷受挫、自我懷疑的時期？
德雷謝維奇：
這是個好問題。我已經就這本書接受過數百次採訪了，很高興你問到了很多我以前從未被問及的問題。
我本科選擇了生物學，確實是受到家庭的影響。大學讀到一半，我開始意識到自己本該主修英語語言文學。在上科學課時，我常會縮在教室的最後面，沉浸在小說的世界裡。
碩士畢業幾年後，一次偶然的交談讓我猛然意識到，儘管申請英語語言文學專業似乎已經太晚，但我不能再繼續忽視內心的聲音，否則我永遠都不會快樂。
確實，我的求學和求職路難言順利，我經歷了很多次拒絕和失敗。但這些挫折總能促使我找到一種內在指引。
多年來，我始終循著這種內在的「磁北」前行，去做那些「感覺對」的事情，即便這條路看起來前景渺茫、過程沮喪，但去做這件感覺對的事，本身就是一種成功。
最終我沒有獲得終身教職，離開了學術圈。部分原因是我將大量精力投入到了教學和非學術寫作上，那些才是我真正看重的。如果留在學術界的代價是放棄這兩者，那我寧願退出。
我在書裡引用過拉拉·加林斯基（註：《有目標地工作》的作者）「任性的天真」的表述，即面對一些看似不可能的事，不去理會那些讓它不可能的理由，反而是勇敢跳進去，將自己投進偶然性和不確定性的懷抱，只因你深知這是自己需要做的選擇。
我原本還想說我很幸運，因為這些選擇最終多半有了結果。但你的總結讓我意識到，事情並不總是如願，只是我總能設法找到別的通路。
現在我61歲了，一切也仍有可能不如願，未來永遠是未知的。
高等教育的目標，應當是為多種可能性做準備
《南方人物周刊》：
如果你在今天選擇專業，當下人文學科的式微會影響你的決定嗎？
德雷謝維奇：
不會。正如我之前說的，關鍵時刻，你得選擇那個對你來說「感覺對」的方向。我不會說「我希望會成功」，甚至不會說「我相信會成功」。
但我始終相信，世界遠比我們想像的更開放——總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道路在你面前展開。這是我親身經歷過的，也是我周圍很多人的共同經歷。
正是這一點，與當下很多學生被教導如何選擇大學專業的方式形成了鮮明對比。
他們被灌輸的是：學了A專業，就得找一份與A相關的工作；你必須選一個聽起來像是工作的專業名稱。
但大學的意義遠不止如此。尤其在人文學科，比如英文這類專業中，大學真正提供的是一套可以適應不同道路的思維訓練和廣闊視野。
這才是高等教育應有的目標：不是為某一個職位做準備，而是為多種可能性做好準備。
《南方人物周刊》：
有觀點認為：「文科式微不是因為文科無用，而是因為大學裡教的文科沒用。」你如何看待這種對文科的質疑？
德雷謝維奇：
坦率地說，作為一名前英語語言文學教授和英語語言文學博士，我確實覺得今天的人文學科並不是我理想中的樣子。
當然有一些真正的好老師正在用恰當的方式教學，但我也必須提醒那些即將進入人文學科領域的學生：你需要非常謹慎地選擇課程和教師。
什麼才是「恰當的方式」？問題在於，當下美國高校的人文教學常常背負過多的政治議程。
我們之前談到過「進步主義」意識形態的問題——在某些課堂，學生被灌輸應當如何思考，書籍也常被工具化，用來服務某種政治立場。
對我而言，真正有價值的閱讀和教學，應該始終保持一種開放而謙遜的姿態。
我很喜歡這樣一句話——真正的閱讀，是與一本書共同思考的過程，而非訓誡過去，或者自詡勝於過去地念叨著：「他們太性別歧視了！」「他們太種族主義了！」
有很多偉大的文學作品，你能從中學到很多東西。不要帶著先入為主的觀念去讀。翻開書，看看它能教會你什麼。
逃避痛苦才是最大的風險
《南方人物周刊》：
你會用「勵志」來定義自己的人生際遇嗎？
德雷謝維奇：
我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夠鼓舞人心，但它無疑也是充滿痛苦和掙扎的。這不正是生活的本貌嗎？痛苦並非無用，痛苦是必要的，它甚至可以非常有意義。
我會對痛苦做出區分。我認為大學生的痛苦有兩種：一種是《優秀的綿羊》中所描述的，那種與你的真實自我完全脫節的痛苦。
另一種則是成長性的痛苦，是年輕人為了探索「我是誰」、「我想做什麼」、「我要如何去做」而經歷的內在掙扎。第二種痛苦是必須經歷的，逃避它才是最大的風險。
因為成長的痛苦終將引領你走出來，而「優秀的綿羊」式的痛苦卻可能讓人終生迷失。你可能到了60歲，還執著於追逐那些外在的獎賞，從未活出真我。
《南方人物周刊》：
你鼓勵年輕人擺脫路徑依賴，勇敢追問「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但追求理想的過程並不像想像中那樣浪漫自由，理想並不會按照個人意志被線性地執行，甚至會讓人懷疑夢想本身。
德雷謝維奇：
我從未說過光有夢想就足夠了。在《優秀的綿羊》之後，我又寫了《藝術家之死》。
這本書討論了自媒體時代創意人士的生存困境。很多人一輩子都在嘗試成為藝術家卻未能如願，原因很多。
一個遺憾的現實是，如果一個人確實缺乏藝術天賦，繼續執著於這個夢想，只可能帶來挫敗。
此外，人並非沉浸在夢想中就夠了，你必須採取具體有效的步驟去實現它。我有一些藝術家朋友，他們從來沒有完成任何作品。你必須完成，這才是關鍵。
《南方人物周刊》：
如果《優秀的綿羊》沒有那麼成功，你會不會懷疑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德雷謝維奇：
在44歲成為全職作家之前，我做了很多年自由撰稿的工作，已經發表了近百篇文章。
無論是從自我評判還是外界反饋，我已經知道自己是個不錯的寫作者。但回望來時路，剛開始寫作時，我的作品也遠達不到自己的預期。
教書也一樣，我並非一上來就是位好老師。
寫作有時的確痛苦，但也能帶來深深的滿足感，我享受這個過程。這種熬得住的能力，恰是通往成功的重要部分。無論做什麼，都得能撐過低谷。
這些低谷往往並不短暫，相反困頓期十分漫長，你的工作停滯不前，你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在追逐一個錯誤的夢想。
但我想說的是，你必須真正去嘗試，而不是一遇到困難就放棄，至少不能只用一個週末就下判斷。
其實，《優秀的綿羊》不是我出版的第一本書。在它之前，我還出版過一本《簡·奧斯汀的教導》。
如果《優秀的綿羊》沒有大賣，坦白說我的職業軌跡可能完全不同。我很可能需要去做一些與寫作無關但能帶來收入的工作，這意味著我必須減少寫作時間。
即便如此，我確定自己依然不會停止寫作。
「這很糟糕，但人生並不總是公平的」
《南方人物周刊》：
你曾參與耶魯的招生錄取流程，在三四分鐘裡決定一個人的人生軌跡是一種怎樣的感受？
德雷謝維奇：
2008年，作為耶魯大學的教員，我有機會在招生辦輪值一天，參與錄取工作。我們這組共5人，除我之外，3位來自招生辦，1位來自院長辦公室。
正式過會前，招生辦的工作人員已經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所有的申請者，根據他們檔案裡的各種指標（如SAT成績、GPA、成績排名、推薦信轉化成的數值分數、運動專長、校友子女身份、多元性等），會得到一個綜合性評分（1～4分）。
其中1分人群必錄，占絕大多數的3分和4分人群錄取希望渺茫，除非是國家級運動員或來自最高級別的捐贈家庭。
我們的主要精力花在2分人群上。我們負責的區域總共有40個名額，大家的任務是從2分人群裡選出最合適的10到15名學生。
總的來說，要脫穎而出，你需要既「全能」又「偏才」。
當天6小時的討論裡，我們要篩掉一百多份申請，平均每三四分鐘做一個決定，有時一名學生的介紹甚至只有30秒。
對學生和家長來說，這樣的節奏聽起來很殘酷。但現實是，面對五萬來份申請，校方很難用一種細緻入微的方式仔細甄別每一份申請，除非僱用上千名招生官，但這顯然成本太高。
《南方人物周刊》：
有沒有出現過你覺得應當被錄取卻最終被拒的案例？
德雷謝維奇：
當然有。像耶魯這樣的學校，招生是按區域進行的，你並非與所有的申請者競爭。每位招生官負責一個地區，並從中錄取固定名額。
對多數普通公立高中而言，耶魯通常每年只會錄取一人，哪怕第二名再優秀也鮮有機會。只有極少數精英私校才可能分到多個錄取名額。
那年有個女孩是畢業致辭代表，在學校綜合排名第一。但最終她沒有被錄取，取而代之的是同校一位打曲棍球的男生，儘管他的學業成績遠不如她。
原因是耶魯曲棍球校隊的教練點名要這個男生。當時招生主任也在場，他對我說：「我知道，這很糟糕，但人生並不總是公平的。」
我曾在寫作課上教過一位非常聰明的華裔女生，來自南加州，大學去了斯克利普斯學院（註：美國西部一所知名女子文理學院）。
她的首選是布朗大學，但被拒了。原因不難猜：她不是運動員，也不是音樂家，沒有校友關係，也沒有捐贈背景。如果布朗的總體錄取率是7%，亞裔學生的錄取率恐怕連1%都不到。
在我看來，這種差別待遇極不公平。坦白講，如果錄取真正做到公平，亞裔學生在藤校中的比例可能會達到50%甚至70%。
《南方人物周刊》：
有社會學家表示，他們常被期待在深入剖析社會問題後提出切實的解決方案，但現實是這種分析更像是一種「社會學的安慰」，能帶來的改變有限。
《優秀的綿羊》中也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議，但十年過去，現實似乎更加複雜，甚至在某些方面愈發僵化。你是否也會感到類似的無奈？
德雷謝維奇：
在圍繞這本書的探討中，學生們常問我一些系統性問題。我通常會說：是的，我們可以做很多，比如……我的書中有專門的章節。
我之所以寫出來，除了觀點表達，也因為讀者總期待著作者能提供某種解決方案。但寫歸寫，我知道這些都不會發生，對此我並不驚訝。
當然，人們需要意識到，自己面對的是結構性問題，這並不是個人的錯。但需要警惕的是，一味侷限於結構分析也可能削弱個體的能動性，從而陷入一種虛假的無力感。
這些結構性問題不為個人所左右，但若想過上充實而有意義的生活，就不能坐等改變發生。即便制度沒有改變，甚至變得更糟，個體仍然對自己的生活擁有很大的掌控力。
或許你會意識到，那條「優秀綿羊」的路本就不適合你，也許還有另一條路，它可能並不通往傳統意義上的地位和財富，可能不符合父母對成功的期待，卻有可能帶來真正的幸福。
選擇走這樣一條路，恰恰是你能幫助他人的地方，也是我寫這本書的初衷。
《南方人物周刊》：
多年來的寫作是讓你變得更樂觀了還是相反？
德雷謝維奇：
身為寫作者，不在乎樂觀或悲觀，而是盡可能誠實、準確地看待這個世界。坦白說，活到60歲，我深刻體會到：未來完全不可預測。
我見證過許多巨變——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9·11」、金融危機、特朗普當選——這些轉折在發生前幾乎無人能預料。
我想對年輕人說的是：我們無法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也無法預知你會成為什麼樣的人——我的人生就是例子——但不要因此就陷入悲觀，這個世界的不可預測恰恰是其迷人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