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3/2026
【為什麼白色恐怖中的左派受難者屬於轉型正義的關懷範疇】
在談論這個問題之前，這邊想先提出兩個觀念。首先，若從理性上思考，「抱有、認同共產思想」本身不僅不應受到國家限制，甚然應成為受國家所保障的言論自由。倘若行為人因為對共產主義懷有憧憬，進而犯下內亂外患罪，那國家固然可「依法」非難此種行為。但終究，國家非難的對象理應限制在「行為」而非「思想」。其次，若從感性層面著手，我們或許可以進一步思考，對於當時（戒嚴時期）左傾的人而言，為什麼他們會嚮往共產主義？在當時封閉的政治環境下，共產主義的核心理念如「均富」、「共有」，的確對於時人產生極大吸引力。進一步言，或許可以說他們所嚮往的，乃是共產主義的部分理念，絕非如中共的威權體制。簡言之，共產主義對部分左派受難者而言，是政治上的另一種可能；在時局封閉、自由受限下的另一種可能。
回到問題本身，轉型正義的關懷範疇近年來從過去大家所熟知的冤、錯、假案，漸漸擴及左派政治受難者。或許會有人感到疑惑：他們身為左派、共黨支持者的確就是國家體制力量的發動目標，為什麼他們也可以歸類為轉型正義的關懷範圍？對此，本文想提出幾種看法。
思想，應該受到懲罰嗎？當時部分左傾的政治受難者，可能僅是舉辦讀書會、宣傳共產思想，政府便得當然地處罰這些行為嗎？我想答案是否定的。不管是在現在，還是過去，政府都不應僅僅因為思想而處罰人民，即便是在特殊時局與環境下，國家權力行使依然需要恪守憲政與法治的基本原則，所有超序的行為也應該同等的受到自由民主憲政精神的檢視。因此，如同前述提出之觀念，若是左派的政治受難者，僅僅因為思想便受到處罰，即意味著國家對人民造成不合比例也違反基本原則的傷害，當然屬於轉型正義的關懷範疇。
再者，左派的政治受難者和其他許許多多的受難者一樣，可能是在法律程序上未獲得保障時，即遭受到判決與不可回復之行刑，他們當然應該獲得社會的關懷與平反。以黃溫恭醫師為例，他原本被判刑15年，但因為總統直接介入司法判決，將15年有期徒刑改為槍決，留下不可回復的遺憾。像是這樣的案件，國家本應給予人民法律上充分的保障，如審級救濟、正當法律程序等。然而，上述的案件中，行政權大動作干預司法權，人民的權利顯然未受到妥適的保障。基此，從法律程序的觀點而言，這些左傾受難者也應該屬於轉型正義的關懷範圍。
倘若，有部分的價值左傾政治受難者，的確於形式上經歷了審級救濟，並且一切都是依法執行，那他們仍應屬轉型正義的關懷範疇嗎？面對這樣的案型時，我們可能需要審視，他們所受的罪責是否符合比例，而非凡是左傾，便即槍決可也。
對於左派受難者，我們不能簡單以「主張共產主義都有罪」去論斷。當然，可能會有人覺得，這些「不處罰思想」、「人民有言論及思想自由」都是以今非古，用明朝的劍斬清朝的官。但，轉型正義絕非是以現在非難過去，相反的，有些人所應有的權利，是不論身處何時、何地，都應該受到保障的。或許於非常時期，國家固然得對人民之權利作較嚴格的限制，但，仍不得侵犯最低限度之人權保障，舉凡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皆是憲法所欲保障的最低人性尊嚴，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存續，具有特殊重要意義，這些「不可克減的人權」不容國家以任何理由、方式予以侵害，於非常時期，亦是如此。即便左派受難者的行為牴觸法律，他們仍受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保護。若是國家權力對於「部份人等」的行使可以不受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限制，我們又怎能確保，有一天，我們不會成為受國家力量侵害的「部份人」？因此，唯有承認過去的國家行為確實違反憲政基本原則；正視受侵害人的不義與傷痛；積極傳承人權記憶，才能真正守護我們所珍視的自由民主與人權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