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門人社標竿計畫 NTPU Flagship Project

【演講紀錄】數字大學(The Digital University)：一個長時期民族志的調查兼談計算社會科學的未來
講者：李鎮邦 助理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主持：張毓芬 副教授(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日期：2024/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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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體系的演變】
李鎮邦老師一開始先介紹本次演講將以「高等教育」作為主軸延伸到數字大學現象的探討。隨後便從不同理論的視角分析現代高等教育體系的存在，像是新馬克思或是法蘭克福學派對教育體制的批判，希望學生在體制下能夠安於現況，來鞏固社會當時的資本主義勢力；世界體系理論則延續批判理論的論點，結合9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評論高等教育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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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鎮邦老師認為這樣的演變會導致兩種情況產生。第一是未來的高教體系將走向一致性，使地方/在地學校逐漸消失；另一個則是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尤其在精英主義的教育市場下會更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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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全球化背景下財務化與市場化開始影響各國教育體系。相比於臺灣，美國大學在這方面已相當成熟，譬如芝加哥大學在風險基金的運作下，讓將近一半的學生不用繳交學費；另外也有學校將校務基金透過股票投資的方式改善自身的財務狀況，在每年近30%的報酬率之下，對於像是哈佛、耶魯大學等學校發展有巨大影響。最後則是科技與教育形式的轉變，李鎮邦老師提到遠距教學的出現大大改變了近幾年高等教育的形式。

【遠距教學的影響】
根據今年的統計，目前已經有超過1.8億人使用遠距教學的形式進行課程，尤其在COVID-19疫情的影響下，成長幅度相當快。此現象讓電子學習產業的價值在未來將有顯著提升，像是語言學習應用程式「多鄰國」，提供免費以及需要付費的版本給使用者進行線上學習；「Coursera」則是目前世界最大、最具影響力的線上教學平台，提供12個大學學位、44個碩士課程給使用者選擇等上述平台的出現，在教育和科技產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因為在提供服務同時，除了讓學習更加靈活、客製化外，數字學習的趨勢也改變了當今教育的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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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演講為了能夠呈現完整面貌，李鎮邦老師也正透過線上平台進行學習，以蒐集研究所需資料。他認為線上平台所呈現的形式，從人類學或STS的理論視角來看，結合民族誌的研究取徑將能夠觀察到平台操作介面的發展以及使用者們與其「打交道」之過程。目前訪談雖然有100多位，但比起每年7000-10000名學生的招生名額，只能夠說是冰山一角。

【如何入學&上課模式】
李鎮邦老師提到關於線上學習的申請程序，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基本上是根據申請人的表現來決定是否錄取(Performance-Based Admission)，在沒有限制年齡的情況下，只要擁有高中學歷、通過英文能力考試以及在第一個學期通過兩門所指定之課程，就能達到申請成功的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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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程安排方面對學生來說是相對彈性的，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進度安排，在課業壓力與日常生活中取得平衡；而線上平台在除去原有物理空間的限制後，也更容易讓不同國家的學生聚在一起，在課堂或是團體作業中有所交流。

【考試衍生出的獨特現象】
考試部分，起初以手寫上傳方式進行，不過到了學期末開始改用”Insepra”的專門考試平台，會有這樣的轉變主要是為了避免學生作弊的情況出現。李鎮邦老師認為這樣的改變用意是好的，然而Insepra在考試過程中的嚴格卻引起不少騷動。像是鏡頭與麥克風須全程開啟、電腦後台如果有不相關或可疑程式運作的話會停止考試等，另外在AI介入檢測下，外在環境的背景音也會誤判成疑似作弊之行為，導致學生被迫離開考試的情況相當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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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課程沒有作業與考試成績的話等同於沒有拿到該課程學分，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網路上開始出現「作業產業鏈」的解決之道。每個人在一個學期中可能會有三、四堂課的作業需要繳交，若沒有辦法全盤應付的情況下，學生會提供作業題目給外包平台代做，價格從1000-5000元人民幣不等，是相當好賺外快的機會。

【參加課程的其他同學】
李鎮邦老師觀察到線上課程的學生組成相當多元，他拿出幾個有趣的發現與現場師生分享。像是正在就讀的大學生、資深工程師、退休人員等。不少人是因為雙學位、轉換跑道或終身學習等原因而申請，但工程師卻是受到文憑主義的影響選擇線上課程。他認為雖然電腦科學是技術導向層面，不過在公司的管理層階級或是升遷時，擁有好的學歷才是影響關鍵。

【每個人最關注的成績】
最後在成績部分，李鎮邦老師指出通常會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夠看到，而且通常沒有老師評語或是給予模糊不清的回應。如此緩慢的速度也讓不少學生抗議，不過如同前面所提到，在龐大的學生數量下，批改作業的時間會因此拉長不少，誰改作業又是一個謎團…沒錯，又是外包，通常會外包給研究生助教，但因為是透過線上平台進行作業繳交與批改，所以在管控上也就相對簡單不少。

【線上課程與高等教育的關係】
在現今線上學習平台的激烈競爭下，排名成為比較指標之一，像是倫敦大學的線上學習與實體的畢業證書兩者是沒有差異的，這也讓他們每年的學生數量穩定成長。而隨著能夠自由選擇線上學習的領域，計算社會科學與資料科學兩者的定位便成為選擇時的難題。李鎮邦老師提到「計算社會科學」大約在2010年大型歷史資料庫逐漸建置完成時出現，雖然透過像Python、Jupyter Notebook或R等軟體進行資料分析，但現今卻可能難以找到相對應工作。例如資料分析師多半還是會要求電腦、資訊相關科系的學歷，對於計算社會科學與資料科學兩種科目來說，彼此間的競爭關係也愈趨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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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李鎮邦老師總結以上現象對全球高等教育的影響，以英文教學為例，臺灣的高中階段仍未完全普及，需要等到大學或是申請國外研究所時才會真正接觸到。但隨著數字大學的出現，英文會是線上平台的主要教學語言，並漸漸成為數字大學的主要推動建設之一。

此外，全球化數字大學在高教評鑑的品質、降低教學成本及招生政策上皆優於本土在地的學校，不過後者仍然能透過打破語言障礙、對線上學位提出相對應的措施共同競爭，加上線上學位依舊沒有實體課程來的全面，該如何在這樣的趨勢下保有一席之地是值得審慎思考的。

【學術演講】數字大學(The Digital University)：一個長時期民族志的調查兼談計算社會科學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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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Speaker：李鎮邦 助理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主持Host：張毓芬 副教授(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日期Date：2024/10/07(一)
時間Time：12:00 PM-2:00 PM(GMT+8)
地點Venue：國立臺北大學三峽校區社會科學學院8F07會議室
*本演講以中文進行
*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vsp3dnGs3n326SDp6
(本演講請事先報名，並提供限量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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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簡介：
未來的大學是什麼樣子的？數位時代對高等教育的衝擊是什麼？全球高等教育在未來會朝什麼方向前進？本次演講將分享我這兩年初步的研究成果，從2022年開始我在目前世界規模最大的線上學習平台Coursera上開始了電腦科學專業的學士課程，遠距學習不是新奇的發明，在過往，遠距學習通常以函授的方式進行，選擇函授的學生有限，遠距學習也從不是高等教育教學的主要方式，絕大多數的專業沒有提供遠距教學的選項。這種情況在最近的十年有極大的改變，首先是線上學習平台的出現然後是主流專業全線上學位的出現，本研究的對象是世界上第一個全線上授課的電腦學士學程，目前全學程超過五千名學生，全線上大學學程仰賴者複雜的全球學術體制分工，同時它的出現也對全球高等教育體制帶來衝擊，本次演將著重在民族志經驗的分享以及新書稿章節內容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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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簡介：
李鎮邦，現為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他的研究涉及東亞的比較政治和宗教變遷，並投稿於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China Information, Voluntas, Social Movement Studies等學術期刊。主要研究方向為組織社會學、醫療社會學、社會運動、宗教、電腦科學等。目前研究重心為二：(1)批判性的公共健康與醫學：在這方面的研究中，他與臺灣和中國的幾位知名學者合作，研究公共健康系統的變革。(2)學術依賴：這項研究他則和學者合作，檢視亞洲社會科學領域的依賴情況。
另外他也正在進行關於慈濟的書籍撰寫，針對亞洲最具影響力的宗教與慈善組織進行探討，以及台灣醫療體系的轉型。

【演講紀錄】Navigating Economic Downturn: Mobility patterns among younger and older Japanese skilled migrants in China
講者：Kumiko Kawashima 副教授（日本立教大學觀光學研究科）
主持：張毓芬 副教授（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日期：2024/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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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場】
Kumiko Kawashima老師分享她的研究將聚焦在1990年代從日本移民到中國大連工作的經驗與移民過程，並探討經濟衰退對他們的影響。此外，也將研究議題延伸至地理流動與社會流動的交織性。

【移民族群的比較】
她發現日本經濟市場的衰退讓他們渴望尋求更好的工作機會，並形成他們移民的動機。但因為世代、年齡的影響，所選擇的工作類型與流動方式也會有所不同，加上經濟衰退的作用相對來說具有持續性，容易造成代間不平等的狀況出現。過去文獻大多聚焦在青年移民族群，以及他們的工作狀態、移民動機等，較少針對老年移工有進一步探討。因此Kumiko Kawashima教授採用民族誌的方法，透過半結構式訪談和參與觀察等，研究居住在大連的日本技術移民，分別訪問了39位青年和22位老年受訪者。

【大連對日本的重要性】
在訪談過程中可以發現，因為大連是中國服務外包示範城市之一，隨著與日本產業的貿易關係逐漸深化，對日本勞動力的需求提升不少。雇用日本移民能夠加速知識和技術的轉移，同時培養當地居民為人才。而這次的受訪者職業類型主要集中在大連的重點產業，製造業和資訊科技，老年移民主要負責監督、勞動力訓練、銷售等職務，並在工廠或辦公室擔任專家顧問角色的談判。年輕移民則處理遠端客戶服務，而這些代表中國企業的日本移民有助於後續與駐日的日本企業進行合作商談。

【老年移民的職業軌跡】
老年移民在工作時，因為年齡過高導致公司雇主為避免受到工作簽證規定影響，而改用外國專家證書(日本稱之為「Z簽證」)來用他們。不過這意味著他們的工資會受到影響而減少，所以雇主通常會以補貼、免費住宿提供補償。在移民之前，這些受訪者主要在日本經歷經濟成長時，從求學階段進入職場，當時日本的勞動力需求上升，急需大量勞力來支撐他們的基礎建設、出口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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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日本式管理」也是影響職業生涯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終身雇用制與年功序列制的制度管理，為老年移民提供了就業保障以及相關福利。不過，這些其實都是透過家庭內部的性別分工達成的現象，男性長期壟斷有保障的工作，女性則被排除在外，只能負擔無償家務。即便日本在1986年通過男女僱用機會均等法來解決女性在就業上的困境，但改善成效不大。

【經濟衰退對晚年職涯的退休影響】
老年男性到了晚年，會面臨到向下流動的職業生涯，這主要受到三個因素影響。首先是法定退休年齡的限制，其規定勞工在60歲後便無法繼續工作；第二是管理職降級制度的實施(日本稱之為yakushoku teinen)，透過減少職務以減少人事費用，這也連帶影響退休前的薪資水準，間接形成最後一個因素：能夠維持穩定工作的中老年勞工比例並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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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勞動需求讓當時即使沒有大學畢業的專科學生能夠進入職場，然而在退休規劃上，這些教育程度較低的族群會首當其衝的受到影響。勞務移民便成為他們在日本職業生涯結束後的另一種選擇，縱使他們身心靈都能仍想繼續工作，但礙於制度他們不得不退休，進而選擇移民到大連開啟下一階段的職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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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1980年代隨著日本開始將工廠生產外包給其他亞洲國家，受訪的老年移民因為具有技術專長，經常被派往亞洲其他國家的新工廠，並在當地長期居住或出差。在管理新工廠、與外籍員工合作、跨國經營的經驗下，他們建立起專業工作關係，同時也成為日本跨國商業網絡的一部分。

【青年移民的職業軌跡】
對青年移民而言，從教育到工作的轉銜過程似乎沒有像老年移民來的順利，他們所處的時期恰好是日本泡沫經濟發生後，經濟衰退現象開始出現。雖然大多數受訪者都具有大學學歷，但在勞動力環境惡化的情況下，他們的職涯較難以往上流動。在移民到大連之前，這些青年移民受訪者多半都先在日本有過低薪的全職工作經驗，基於日本經濟持續低迷與追求穩定就業，他們傾向尋找其他工作之可能，選擇門檻較低的大連。

【結論】
Kumiko Kawashima教授提到兩個移民群體都為日本的跨國經濟和與大連之間的貿易關係有所貢獻，然而在大連裡，兩個群體擁有不同角色和地位。老年移民因為在壯年時期經歷日本經濟成長階段，進而穩固後續前往大連的就業發展；青年移民則受到日本泡沫經濟的影響，在就業選擇上不如老年移民，導致職涯發展並不順遂，即使移民到大連後得到較為穩定的工作，但對他們來說，並沒有顯著的幫助。Kumiko Kawashima教授認為職業與地理流動所形成的複雜性值得深入探討，而在生命歷程的視角下，日本經濟發展的更迭影響了個人的成長軌跡。

【演講紀錄】Publication 1999：社會學研究及發表經驗分享
講者：杜世超 助理教授(上海復旦大學社會學系)
主持：彭思錦 博士後研究(國立臺北大學台灣發展研究中心)
日期：2024/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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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確認研究問題】
杜老師先簡單介紹題目裡使用1999的涵義，如同市民專線的電話號碼，他鼓勵參與者能夠跟他分享研究面臨到的疑難雜症。緊接著他提到研究開始前需要確定自己想要做什麼題目，以「自己」作為方法去尋找自身感興趣的事物會是研究動機的來源。蘇格拉底曾說過：「先認識自己，再認識社會」，但杜老師認為應該「先認識社會，再認識自己」，建立自身對周圍的感知後，進行形而上的哲學思考，能在確認研究問題上給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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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老師提到研究對象不等於研究問題，只是研究問題中的聚焦目標，研究問題的建立應該是以問號做結尾的句子，否則將變成是研究對象的描述。而研究問題的提出連帶決定研究方法，杜老師也提供簡單辨別研究方法的訣竅。文字敘述中若有「是否」兩字使用量化的研究方法會比較恰當；「如何」則會是質性研究為主。

【AI興起對社會學的影響】
杜老師緊接著探討人工智慧近幾年的快速竄起與社會科學兩者間的關聯，他認為AI能否在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有突破性的發現是值得探討的重要議題。為此，杜老師根據Wallace在1971年提出的The wheel of science(科學研究之輪)*觀點，從理論、假設、觀察、分析等四個面向來分享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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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論及假設方面，有不少研究開始用量化方法或是引進機器學習的方式進行數據分析，並發展出紮根理論。在田野現場裡並不會有所預設，而是透過量化分析去進行驗證，這樣的研究方法有助於我們挖掘新的研究問題。機器學習的使用，則可以幫助收集、分析過去難以取得的資料，例如文本分析、資料視覺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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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杜老師提到AI所產生的資料仍存在一定的偏差，像是高估社會的教育程度、族群比例、人口年齡結構等現況。主要是源自於AI本身的認知會對數據生成造成影響，倘若要去除偏差的話，得先消除AI認知中的偏見方能改善。在技術改善、修正之下，AI已能夠進行仿真模擬的資料分析，並提升量化研究成果在社會網絡、視覺化的呈現。

【關於社會學的寫作】
杜老師將研究寫作的過程形容為一把火炬，由摘要、導論、文獻回顧、資料與方法、發現和討論與結論所組成。在這樣的結構中，他將資料與方法、發現這兩部分稱作為”Touchable Part”，簡單來說就是由自己掌握內容。整個撰寫過程包含收斂(文獻回顧-資料與方法)和發散(研究發現-發現和討論)，並支撐住最為重要的摘要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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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老師也透過公式將寫作概念化：「寫作=閱讀+模仿+規律練習」。閱讀對寫作而言是提升寫作能力的重要途徑，而如何制定有效率的閱讀策略是其箇中奧妙。杜老師認為閱讀可分為兩種策略：Papers for learning和Papers for information，前者在理論、觀點上的學習將有助於文章撰寫，後者則聚焦在重要資訊的取得。閱讀完的記憶方式因人而異，例如文字記憶就會以強調關鍵字的內容進行整理；圖像記憶就會透過心智圖的繪製提升自己的記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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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模仿，杜老師認為接觸寫作的初期，如何下筆或多或少困擾著不少研究者，這時可以試著先模仿已經發表的期刊論文，雖然不一定能夠有同樣的結果，但至少在寫作道路上是往正確方向邁進，也能夠從模仿過程中逐漸掌握文章的寫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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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律練習的部分，杜老師以俗語「三天打魚，兩天晒網」作為結語，說明寫作本身並非困難之處，而是如何培養出規律的寫作習慣，透過時間與經驗的積累，才能夠從練習中精進自身的能力。

【寫作陷阱】
杜老師提醒寫作時應避免陷入空想主義或完美主義的框架。就算有再好的想法、研究主題，但沒有將其實際記錄下來的話，終究不會有研究成果的產出；後者則是鑽牛角尖的表現，在任何地方都追求完美。杜老師也反問先寫出基本結構與內容後，再逐漸修改完整，這何嘗不也是一種完美?以上兩種主義的迷思都很可能導致研究進行時的拖延、遺漏。因此從寫作中的錯誤學習，也是一種經驗。

【發表策略】
杜老師認為投稿是研究者能夠獲得真實意見回饋的最佳管道，因此在投稿期刊時，應該先評估自己的題目適合哪種類型的期刊(General journal or area-specific journal)再進行選擇。再來則可以搜尋近期期刊被接受文章的內容、方向，抓住審查委員的喜好。當然，投稿發表偶爾也會有運氣成分存在，杜老師以買樂透來形容這意想不到的結果。先確認自己的文章發表大概會落在哪種等級的期刊，時間允許的話可以嘗試投較高的期刊，就像樂透開獎般，可能會意想不到的結果。

【持續寫作與效率】
一份期刊論文從題目發想、研究進行、整理撰寫、投稿修改完至刊登相當花費時間，所以研究者在結束A研究後才進行B研究的話會影響自身的原先規劃，因此杜老師從這樣的經歷中認為社會學家應該至少要有3個不同研究領域。除了前面所提到能夠持續進行研究外，透過不同領域的交流或合作，有助於自身發展出具有創造性之研究問題，也能夠避免文章審美疲勞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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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投稿的品質與數量兩者對研究者而言或許難以兼得，不過杜老師認為投稿發表的數量多寡並非是能力的證明，而是反應自己的努力程度，並從自己所發表的文章中，嘗試提升自己的內容品質，這樣的經歷能使研究者在面對日後的投稿更得心應手。

【研究焦慮之面對】
杜老師點出做研究經常面對的兩大焦慮：投稿被拒絕和同儕間比較，他認為前者應該要用「積極」的態度去面對。論文被審查委員給rejection，換個角度想，接受拒絕也是工作的一環，並非是對學術研究的否定；後者談到同儕之間雖然偶有比較，不過以交流合作的方式進行研究，或許能達到1+1>2的效果。同時，杜老師也建議可以培養或參加活動來分散注意力，避免讓自己長時間壟罩在學術焦慮的氛圍下，也可以建立學術以外的社會網絡。研究發表並非是日常生活與學術工作的唯一目的，而是研究者基於研究成果的反饋。

*詳細內容可參考Wallace, W. (1971). The Logic of Science in Sociology (1st ed.). Routledge.

【演講紀錄】以孝之名：相親實踐中的代間協商和婚姻福祉
講者：杜世超 助理教授(上海復旦大學社會學系)
主持：陳克瀚 助理教授(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與談：姜以琳 助理教授(美國紐約大學上海分校社會學系)
日期：2024/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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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國家的結婚近況】
杜世超老師開場簡短描述研究背景，在社會學的研究視角下，亞洲國家的結婚率是逐年下滑，但初婚年齡卻是呈現上升的趨勢。不過杜老師發現在這現象裡，中國的結婚率中間有一段時間是先上升後下降，加上近期初婚年齡的推遲愈趨明顯，讓杜老師聚焦於中國結婚議題。隨後，杜老師也針對2000年與2020年中國與日韓的粗結婚率比較，發現中國仍然擁有較高的結婚率，這當中的結構性因素包含人口組成、勞動力市場的性別差異等，杜老師對此也提出文化性因素：馬賽克家庭主義（The mosaic family theory）。

結合了傳統的「父權」和現代的「個體主義」，可以將馬賽克家庭主義理解為個體家庭主義。目前中國傳統的家庭文化，像是「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孝道文化」成為家庭現代化轉型過程中規範層面的阻礙，而這也是馬賽克家庭主義沒有辦法處理的。儒家文化在家庭內部的影響力，衍生出子女透過結婚的方式來履行孝道，形成獨特的代間婚姻實踐現象。

【中國式相親】
在具有傳統含義的現代性文化表現下，杜老師提到他對於中國社會的「相親」感到相當好奇，例如公園相親角的出現，象徵著疫情趨緩後相親的興起。在公園裡的家長會張貼子女的徵婚啟事，裡面的資訊相當豐富，也會根據子女以及相親對象的條件會在公園裡劃分出不同區域。除此之外，「中國式相親」電視節目的出現，是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相親，最終仍由父母決定，子女在其過程中沒有決定的權利。

【婚姻自主權與父母介入】
杜老師提到過去從孟子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包辦婚姻廢除、制定法律等禁止第三方介入等，雖然削弱父母干涉婚姻的影響力，但這股力量依舊存在於中國社會中。因此結合前面所提的孝道，觀察在相親實踐的過程，對婚姻福祉的影響。

【以孝之名：認知、過程、後果】
杜老師先從認知觀點出發，婚姻是孝道的實踐方式之一，這在家庭規範裡面是具有一定的約束力。但除了盡孝外，誰是最適合的媳婦、女婿，也得經過父母的精挑細選。杜老師分享他在田野觀察中的經驗，在公園裡貼滿相親履歷，內容詳細記載了子女的相關資訊及期望。

【誰是父母視角下的好配偶】
上述的履歷成為父母替子女面試兒媳/女婿的根據，杜老師整理這些履歷後發現父母在意的條件為戶口、個人成就以及外貌。
上海戶口所代表的，是身分象徵，同時也能夠享有較健全的資源。而沒有在履歷裡提到上海戶口的話，也會提到他們有在上海買房，對他們而言，「上海有房」儼然已成為相親基本門檻；個人成就部份包含教育程度、工作等，幾乎都會註明，而收入在達到一定水準下才會列出；最後是讓杜老師感到相當有趣的外貌，會對相親對象的外貌提出要求，自己則只會提供身高。而對男性的要求則是沒有佩戴眼鏡，杜老師認為這帶有些許的性別歧視，對男性是要求良好的基因，女性則希望能夠遵守規矩、禮貌。因此在相親市場裡，父母會希望挑選到「好基因」的男性或是「傳統」的女性。

【戀愛是生活，相親是生意】
對於父母的作為，子女的反應是不同意的，他們認為這是父母喜歡的對象，而非自己所喜歡的，甚至出現不少子女透過反敘事的方式去解構父母所謂的相親。除了上一段提到擇偶標準上的性別差異外，親子之間也存在著子女的隨意和父母的謹慎、嚴格兩種不同標準，有學者甚至觀察到性別與代間在擇偶時所產生出的交織性。

【孝道作為協商過程的媒介】
杜老師透過「文化工具箱」的理論觀點去解釋孝道作為代間協商的媒介，在家庭裡，將會圍繞在孝道義務進行一系列的協商。首先，父母會在文化工具箱裡尋找相對應的工具，建立在父母擁有結婚經驗的前提下，會以幫助的口吻說服他們聽從他們的安排，因為「聽得懂、聽得進去」這種站在同陣線的效果，使的彼此對於孝道文化有共同理解，進而開啟雙方協商的大門。
緊接著是使用工具，文化並非自發性的產生影響，需要透過使用者去加以傳播。杜老師以釘子和榔頭來形容文化對受眾的綁定與喚醒，在相親安排上，父母會希望子女聽從參加，藉由把參加相親與孝順兩者劃上等號的方式，來告訴子女若不參加相親即是不孝之行為；而在綁定過程中，需要借助一些外在因素的協助，即參加相親的動機。畢竟遵守孝道文化的子女，並非全然接受父母的安排，但如果父母把買房、提供金錢援助等經濟資源作為附加條件的話，則會提升子女參加相親的動力。

【參加相親=孝順】
但不少受訪者提到，如果對父母來說參加相親就是孝順的話，那表演名為「孝道」的戲是能接受的，本質孝道的實踐固然重要，但從受訪者的回答來看，名義孝道也有其重要性，只要能達到父母的要求，那麼逢場作戲不貴為另一種方法。因此，相親過程在孝道文化(社會性資源)介入下，使雙方透過策略、工具等來說服、妥協。

【父母介入婚姻的後續影響】
這部分杜老師透過量化的方式進行測量，他提到受到選擇性和沒辦法測量的干擾變數影響，傳統的迴歸模型較難捕捉到「相親」這個變項對婚姻福祉的影響，因此增加工具變項放入模型裡。結果顯示在夫妻的滿意度、親密程度上呈現負面影響，但他們卻能從父母那邊獲得較多的經濟、勞務支持，相對的衝突頻率也會增加。杜老師對此總結：孝道文化對結婚而言是代間媒介，而非夫妻媒介，進而影響中國家庭與婚姻的關係是以代間作為主軸進行，雖然主軸漸漸地開始改變，但其實是緩慢且模糊的。

演講結束後，姜以琳老師針對研究中的「孝道文化」以及「公園相親角」現象和杜老師、參與師生們進行交流，也有多校研究生在提問環節中以不同視角探討實踐孝道、結婚和家庭三者之間的拉扯、抗衡。與談與提問內容之整理可點擊連結之附件。

內容整理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2Q5tTwdWI19vJH238NS3179J6xQnTr9E/view?usp=sharing

【演講紀錄】Who Benefits Most from Attending Graduate School in Taiwan: A causal Tree Analysis
講者：彭思錦 博士後研究（國立臺北大學台灣發展研究中心）
主持：梁展章 副教授（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日期：2024/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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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場】
彭思錦博士後研究員首先點出兩個研究問題：為什麼要關注就讀研究所的學生？以及這群學生之中所產生的異質性影響為何？在臺灣的教育發展歷史中，於1996年著手進行教育改革，並在2000年代初期開始規劃12年國民基本教育等相關政策，這樣的改變讓大學入學率逐漸上升。

【對學歷取得的影響】
此現象的出現，吸引不少研究者開始對教育程度的(潛在)優缺點進行討論，有部分研究指出，雖然有更多學生進入大學就讀，但學歷貶值的問題也隨之浮現。加上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過去幾年有不少大學畢業學生沒有投入職場，而是選擇繼續就讀研究所來提升其在勞動市場上的競爭力。

【切入觀點】
在教育社會學的視角下，可以分別從集體與個人兩個方向進行分析。集體層面部份，當越多人擁有研究所學歷時，將正向提升社會公共財；在個人層面上，有研究指出研究所學歷的效果會因為性別差異而有所不同。另外，隨著勞動力市場的穩定和研究所需求上升，對個人收入並沒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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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道研究問題為異質性影響的討論，彭思錦博士後認為異質性能夠觀察現今資源在社會中的分配情況。過去的研究方法如傾向分數配對等在分析上便減少了可觀察的異質，因此將使用Causal Tree的分析方式，除了能夠預估子群體的效果外，在結果估計時能更貼近資料的真實情況。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中所使用的資料庫為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EPS和TEPS-B)，問卷調查因為是以城鄉分佈進行隨機抽樣，其樣本能夠反映全國代表性。本追蹤調查主要聚焦在學校及家庭學習環境（制度及社會面向）對學生的影響，TEPS-B則持續追蹤先前接受調查的樣本，觀察他們進入勞動力市場或是升學階段中，科系選擇對後續工作的影響。在變項測量上，以受訪者在31歲的收入作為依變項，自變項方面，除了以就讀研究所與否進行比較外，同時也進行性別分組，觀察教育程度和工作的性別差異。

【發現與總結】
經過分析後，彭思錦博士後發現家庭的社經地位程度、個人課業表現這兩個變項能夠決定受訪者是否能夠從研究所中受益。而在性別分組比較方面，則歸納幾點發現：
對男性而言，家庭背景相對弱勢的學生，最能夠從就讀研究所中獲益最多；而較有優勢的學生，會產生差異的關鍵在於有沒有參加STEM相關課程，有參加的話會在收入上呈現較大的變異。
女性部分，成績相對較差的學生，就讀研究所會對收入有正面影響；不過自身的成績明顯優異的話，那麼就讀研究所對她們來說就會是負面效益。

雖然使用Causal Tree分析以獲得最接近真實狀況的預測結果，不過仍有一些研究限制存在，為共變量的影響，因為Causal Tree分析是以分支的形式進行預測，所以在變項放置的先後順序上會需要考慮其影響程度；此外，重要事件的發生可能影響到個人的成長軌跡改變，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的前後時間點，或許在預估臺灣青年選擇升學或就業時，可以將其納入模型中成為預測變項之一。

【學術演講】Navigating Economic Downturn: Mobility patterns among younger and older Japanese skilled migran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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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Speaker：Prof. Kumiko Kawashima（Rikkyo University）
主持Host：Dr. Yufen Chang（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日期Date：2024/06/25（Tue）
時間Time：5 PM – 7 PM（GMT+8）
地點Venue：Google Meet
https://meet.google.com/vyf-fkra-nws
* The talk is conducted in English

【活動報導】2024 International Summer Workshop on Gender and Innovation in Post-Pandemic Ableism: Social, Environmental, and Digit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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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大學社會學門人社標竿計畫及社會學系與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學程、瑞典卡爾斯塔德大學性別研究中心三校共同合作於6月3日至4日兩天舉辦線上暑期工作坊，本次工作坊由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學程的韓鈴助理教授(Prof. Ling Han)籌劃，協同臺北大學社會學門人社標竿計畫主持人陳易甫副教授(Prof. Yifu Chen)、社會學系張毓芬副教授(Prof. Yufen Chang)以及瑞典卡爾斯塔德大學性別研究中心的Tara Mehrabi副教授(Tara Mehrabi, PhD)共同辦理。
今年主題為Gender and Innovation in Post-Pandemic Ableism: Social, Environmental, and Digital Justice，聚焦障礙、性別、創新與數位包容等相關議題，邀請各領域學者進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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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Lecture 1: Disability, Ableism, and Employment】
Instructor: Dr. Camilla S. Lundberg (Work Research Institute, Osl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第一場邀請瑞典奧斯陸城市大學(Osl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的Camilla Stub Lundberg研究員進行分享。開場她先簡單闡述為何針對此題目進行研究，主要是因為身心障礙者在求職或職場就業時，經常面臨到低就業率、不合理的對待、低薪及職場安全等情況。在現今能力主義的社會下，如何讓社會包容障礙者而非排除他們成為重要討論議題。

過去的學術透過檢驗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因素對於障礙的定義以及身心障礙人士生活經驗的影響，而1970年代開始的障礙者權利運動，被視為是近期追求平等、共融社會的關鍵。

過往在定義障礙者時，在醫療模式的視角下，聚焦於個人的缺損。為了促進障礙者族群的就業，會透過補貼薪資等福利政策加以支持。而社會模式的出現，則以社會作為出發點，去解釋障礙在社會環境下所受到的偏見與限制。這套模式認為應該改變的是社會整體的環境、規範，因此反映在障礙者工作時面臨的困境，小則透過主管、上司進行改善，大則需要改變組織內部的環境風氣。

另一個因素則是「能力主義」(Ableism)的影響，在障礙者權利運動出現之際，1976年開始出現能力主義一詞的使用並與障礙者互相抗衡，這無非是對障礙者的歧視與偏見，加上社會二元體系的建構，能力主義在後續社會秩序的管理下，擁有一定的影響力。此外，能力主義非常強調正常個人(normal individual)觀念的存在，在社會二元體系下被建構為”able-bodied”，這樣的意識形態讓身心障礙者被視作為沒有能力的族群。在職場裡，身體健康即代表有能力的(capable)和有生產力的(productive)，這也導致障礙者在就業上更容易面臨有/無形的障礙。

講者也對這情況作出回應，她認為就本質上而言，應該需要去理解能力主義在日常生活中的產生的影響，並嘗試去打破所衍生出的社會規範。換言之，藉由轉換社會對障礙者的視角，聚焦並思考他們的優勢能夠如何呈現在工作內容上。在空間上提供更友善的工作環境(無障礙空間)，與相關組織、團體在政策議題的合作等，都是提升他們在就業代表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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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ture 2: Gender, Disability, and the Digitalization of Work: Stories of Chinese Women with Disabilities】
Instructor: Dr. Luanjiao Aggie Hu (Lurie Institute for Disability Policy, Brandeis University)

在短暫休息後，第二場邀請到正在Brandeis University擔任博士後研究的Luanjiao Aggie Hu分享她的研究發現。在此主題架構下，她除了討論障礙分別在全球與中國的發展脈絡外，也會探討她針對中國障礙女性就業所進行的研究。

一開場先簡單討論到障礙在全球下的現況，並引用聯合國的障礙者權利宣言(UNCRPD)、人口數據，點出障礙是一個不斷在發展的概念，搭配障礙者所占全球人口比例，與障礙相關的議題逐漸受到社會大眾的重視關注。

講者緊接著說明障礙在中國社會的情形，相較於全球，中國的障礙人口比例並不高，性別上也沒有明顯差異。在障礙與工作兩者結合下，講者聚焦於從事線上工作的身心障礙女性。過去的研究在身心障礙女性的討論上，多半討論到她們得面臨到的多重壓迫、偏見，而在中國社會裡頭，身心障礙女性在教育、就業、家庭等面向都受到不少阻礙。

在講者分享的研究中，她共訪問4位女性障礙者，她們分別從事不同類型的數位工作。她在訪問過程中發現在求職階段時，這些女性仍會受到不少歧視與阻礙，後者包括通勤需求、家務、工作空間等。有受訪者的回答表示面試時公司老闆或主管並不是優先考量是否能夠勝任工作內容，而是單就外表就予以拒絕，這對她們來說，求職過程顯得更為困難。

為了因應尋找工作上的困境，中國社會近期開始出現女性採取自營工作的類型，即數位工作。先前受到COVID-19疫情影響，像是線上客服、電商經營、直播等工作便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透過自我調節的方式，不論在工作環境上，或是其他可預期的問題，都能夠透過此工作類型獲得解決。然而這樣的工作仍有一些風險存在，收入的穩定與否完全由自己掌握；這樣的工作類型可能較難以受到國家的照顧等。

透過訪談的整理，講者最後點出政策上需要改變的方向。雖然入職體檢是每個人工作前必經的準備，但對障礙者而言，卻也限制了他們工作的部分權利，在工作選擇、收入等都會因為身心的缺陷受到阻礙。因此講者認為在政策執行上，需要思考多層次的影響因素，從個人、社區等到國家、社會等面向環環相扣，另外在現今工作取代速度快的環境下，若從教育系統進行改變，像是提供更多教育取得的機會、管道，或許能夠讓障礙者挖掘適合他們的發展方向，進而在求職上彌補他們的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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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
【Lecture 3: Digital inclusion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overcoming disability stigma for social justice?】
Instructor: Prof. Panayiota Tsatsou (Sir Lenny Henry Centre for Media Diversity,
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United Kingdom)

第二天的工作坊主題圍繞在數位包容上，由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的Panayiota Tsatsou教授擔任本主題的講者。內容共分為三大部分，除了定義數位包容外，在其主軸下也結合身心障礙者進行探討，最後則延伸到社會層面，從社會正義視角討論身心障礙人士在數位包容的重要性。

首先，講者請參與者選出最適合的定義，同時點出數位包容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基本設備的取得，第二則是使用，需要確保能夠通順的使用，避免在使用上遇到一些障礙；第三則是使用體驗，雖然當中可能有正反回饋，但對於數位包容來說卻極為重要。

講者提到不論是組織或政府推動政策(當地或國際間都是)時，認為教導「包容」相當重要，以聯合國與Centre for Economics and Business Research(CEBR)為例，前者在永續發展目標的指標裡有納入網路使用之頻率，後者則指出精進數位技能，能在不同面向上獲得相對應的利益。

後續講者認為數位包容是一個相當豐富的研究領域，不過目前多半採取「排除」而非包容的觀點來解決相關議題；在包容議題的相關研究上，往往侷限在聚焦(某)一群人/社群，而不是捕捉不同群體的多樣性、動態。未來研究可以往交織性的方向進行發展，例如:弱勢族群的福祉、個人與群體間的相異/似處，而這些研究發現也能夠成為日後政策制定的參考來源。

第二部分為講者介紹她進行研究的過程，過程中也拋出問題進行小組討論，主要聚焦在「身心障礙人士在生活中面臨哪些問題，進而導致他們處於社會排除的風險或脆弱性?」有小組提到家庭成員的陪伴、協助，尤其在低收入的家庭中，可能同時得面臨財務問題，即便每個國家針對身心障礙族群制訂相對應之福利政策，但對他們來說，這可能難以負擔全部的支出；另外一個則是受到社會排除及汙名化標籤的影響，原先他們在教育、勞動等面向上能取得的資源(包含數位資源)，社會大眾的歧視可能會導致他們在資源取得上變得更加困難等。

回到講者的研究，除包容的重要性外，該如何與障礙做結合也就顯得相當重要。Disabled People 與People with Disabilities(PwDs)兩種定義障礙者的詞彙，後者採取以「人」為本的觀點，目的即希望不要以障礙的標籤去定義個人。這也呈現在講者的研究發現裡，有受訪者回答他們其實是樂觀面對身障人士的身分，但他們也說自身的認同和社會的定義其實並不相符，兩者間的差距導致他們承受不少來自社會大眾的汙名化標籤。

因此講者也提到身障人士在數位包容中若想達到社會正義的效果，除了經過不斷的政策內容溝通外，也需要確保身障人士能夠參與其討論過程，因為現今所提到的數位包容，最後仍會透過科技這道關卡，該如何讓日常生活所使用的產品、技術更貼近身障人士便顯得格外重要。此外，社會排除的現象可能會讓身障人士沒有辦法享有部分福利，所以結合前面所提到的溝通、參與，這三個面向的實踐除了達到數位包容的目標外，也能更貼近當今社會所謂的社會正義之內涵。

工作坊在最後總結這兩天的上課內容，並請參與者分享兩天內容對於他們在研究上的幫助或想法後，由韓鈴與Tara Mehrabi兩位老師給予回饋。不少與會師生對本次工作坊提出相當豐富、多元的想法進行討論，也讓線上參與者收穫不少。

今天下午除了邀請杜世超老師進行演講外，計畫成員陳克瀚老師也會在Global Program Lecture Series 2024系列演講報告他的研究發現，歡迎對這兩場主題有興趣的師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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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演講】以孝之名：相親實踐中的代間協商和婚姻福祉

講者Speaker：杜世超 助理教授(上海復旦大學社會學系)
與談人Guest：姜以琳 助理教授(美國紐約大學上海分校社會學系)
主持人Host：陳克瀚 助理教授(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日期Date：2024/06/18(二)
時間Time：2:30 PM-4:30 PM(GMT+8)
地點Venue：Conference Room 8F07,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Building
(國立臺北大學三峽校區社會科學院8F07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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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Program Lecture Series 2024】
題目：Transnational social protection: How language coaching institutions facilitate youth cross national educational mobilities
講者：Prof. Kenneth Han Che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時間：5 PM-7 PM(GMT+8)
連結：https://meet.google.com/vyf-fkra-nws

【學術演講】Publication1999：社會學研究及發表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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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Speaker：杜世超 助理教授(上海復旦大學社會學系)
主持Host：彭思錦 博士後研究員(國立臺北大學台灣發展研究中心)
日期Date：2024/06/19(三)
時間Time：2:30 PM-4:30 PM(GMT+8)
地點Venue：國立臺北大學三峽校區社會科學學院8F07會議室
*本演講以中文進行
*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S9ANHiayPXQFNwjq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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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簡介：
如何在教學、研究與行政之間取得平衡，並且延續自身的學術研究並持續出版，是每一個學術工作者所要面對的難題。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門人社標竿計畫榮幸邀請到上海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社會學系青年副研究員（助理教授）杜世超老師進行研究經驗分享。在本次分享座談會中，杜世超老師將會就如何開展學術合作關係、如何持續尋找新的學術議題以及如何達成研究與教學平衡等內容進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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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簡介：
杜世超，現為上海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社會學系青年副研究員（助理教授）、上海市晨光學者，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社會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婚姻與家庭、社會網絡、健康行為、青年社會學及文化社會學。近年在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Higher Edu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China Quarterly,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社會學評論》、《青年研究》、《社會發展研究》、《中國研究》等SCI及SSCI中英文期刊上發表了二十多篇文章。

【學術活動】Global Program Lecture Series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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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六月，是畢業季節的到來，標竿計畫所準備的精彩演講當然也不能缺席。明天開始將線上展開一系列與 #青年 發展相關的學術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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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計畫內的兩位成員陳克瀚老師、彭思錦博士後將報告他們的研究成果外，也分別邀請到波蘭的Izabella Kucharczyk與Milena Mialkowska Kozaryna老師，以及日本立命館的Kumiko Kawashima老師分享她們的研究發現。
後續也會有更詳細的演講資訊釋出，敬請鎖定標竿計畫的網站及粉專!

標竿計畫網站: https://ntpuflagship.org/

【學術演講】以孝之名：相親實踐中的代間協商和婚姻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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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Speaker：杜世超 助理教授(上海復旦大學社會學系)
與談人Guest：姜以琳 助理教授(美國紐約大學上海分校社會學系)
主持人Host：陳克瀚 助理教授(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日期Date：2024/06/18(二)
時間Time：2:30 PM-4:30 PM(GMT+8)
地點Venue：國立臺北大學三峽校區社會科學學院8F07會議室
*本演講以中文進行
*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fJVeZhxMNkjfjG4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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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簡介：
近年來在中國大陸，隨著結婚率持續下降，各大城市的相親公園卻蓬勃興起。這種獨特的中國婚戀文化現象吸引了國內外許多研究者的關注，然而過去的研究多半採用父母或子女其中一方的視角，而忽略了「代際」間的互動。在這互動過程中，維繫代際關係「鬥」而不破的「孝」，其規範性作用也缺乏應有的理論探討。此外，過去的研究也未充分證實這種相親實踐對青年族群婚姻福祉的影響。本次演講將以「孝」為切入點，分析中國相親文化中的觀念形成、代際協商以及婚姻福祉三個面向。在理論上，將借鑑「文化工具箱」和「文化過程」的概念，透過質性與量化方法的混合研究形式，試圖呈現中國大陸（乃至華人社會）相親實踐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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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簡介：
杜世超，現為上海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社會學系青年副研究員（助理教授）、上海市晨光學者，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社會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婚姻與家庭、社會網絡、健康行為、青年社會學及文化社會學。近年在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Higher Edu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China Quarterly,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社會學評論》、《青年研究》、《社會發展研究》、《中國研究》等SCI及SSCI中英文期刊上發表了二十多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