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橋頭說書人

16/04/2026

26/03/2026

將基隆關聯近代科學的四位先驅 🌊

1️⃣ 醫學衛生之父：高木友枝
· 於日治初期建立基隆港檢疫所，嚴格執行船舶檢疫，有效防堵鼠疫、霍亂等傳染病入侵
· 推動暖暖水源地的興建，為基隆鋪設自來水管線，徹底改善飲水衛生，大幅降低水媒疾病發生率
👉 他被譽為「臺灣公共衛生之父」，在基隆的防疫與衛生建設，為城市奠定現代公共衛生的基石。

2️⃣ 植物學的開山鼻祖：早田文藏
· 為臺灣植物分類學奠基者，曾攀登基隆山，研究迎風坡上受強勁季風塑造的特殊植被
· 在和平島、八斗子等地採集濱海植物，記錄多種適應鹽霧與海風的物種
·他發表的《臺灣植物圖譜》與相關研究，讓基隆周邊的生態多樣性首次登上國際學術舞台。
👉 發表數個以基隆命名的植物學名

3️⃣ 礦物學與地質學的先驅：岡本要八郎
· 深入金瓜石、九份礦區，系統性研究硫砷銅礦等礦物，對礦床進行精確分類，發現多種臺灣首次紀錄的礦物
· 廣泛蒐集基隆周邊的化石、考古遺物與民俗資料，堪稱博物學式的全才
· 詳細記錄東北角沉積岩與礦石中的化學結核，開拓臺灣礦物學研究
👉發表1867年基隆海嘯的科學調查，考證文獻並實地探查，為臺灣留下最早的海嘯地質紀錄之一

4️⃣ 動物學的導師：堀川安市
· 長期任教於臺北師範學校，並深入基隆河中游調查淡水魚類、兩棲類與爬蟲類
· 在和平島潮間帶系統採集甲殼類、貝類等海濱動物，留下大量標本與紀錄
👉 他以實地調查與標本蒐集，為臺灣動物誌學建立系統化基礎。

24/03/2026

嘉慶朝剛開始，兩起事件震撼了大清帝國的根基。在台灣，海盜紀培、白銀率眾攻入雞籠汛（今基隆），劫掠砲械，守軍潰散。而在帝國心臟地帶，白蓮教起義席捲川楚陝豫五省，拉開了長達九年的動盪序幕。這兩件事實則根出同源：它們都是人口爆炸性增長之下，被從土地上擠壓出來的「過剩勞動力」在舊體制內找不到出口，最終流向暴力與叛亂的必然結果。

更深層的危機潛伏於社會底層。嘉慶年間，全國人口已突破三億，人均耕地從清初的十五畝暴跌至不足三畝。過剩的人口追逐有限的土地，糧價暴漲四五倍，底層百姓掙扎在生死邊緣。腐敗的官僚體系加劇了土地兼併，嘉慶帝對開礦議題裹足不前，錯過了經濟發展的出路。當生存絕望遇上極端氣候：1815年印尼坦博拉火山爆發導致全球降溫，翌年成為「無夏之年」，清帝國的危機以最慘烈的方式爆發，成就「嘉道中衰」的歷史宿命。

與此同時，地球另一端的英國，正經歷著截然不同的變革。工業革命催生了蒸汽機與工廠制度，但更關鍵的是人口轉移：圈地運動強制將農民趕離土地，新興的工廠與服務業吸納了近半數勞動力，海外殖民則確保了廉價糧食的供應。到十九世紀中葉，英國糧食自給率已降至五成，工業化卻使其國力躍居全球之首。這套方案伴隨著血汗工廠與貧民窟的慘痛代價，卻讓英國率先突破了「馬爾薩斯陷阱」（Malthusian Trap）。

兩種路徑在嘉慶、道光年間迎來了歷史性的交匯。英國礦業工程師特里維西克（Trevithick, R.）研發出高壓蒸汽機，使蒸汽機體積縮小，能安裝在火車頭上（1804年）；道光十九年（1839年），世界上第一艘搭載蒸汽機的武裝鐵殼船「復仇女神號」（Nemesis）航經基隆外海。這種無視風浪、不依賴季風的新式戰艦，預示著工業文明對農耕帝國的全面碾壓；一年後，鴉片戰爭開啟了帝國走向末日的道路。短短四十年，基隆港見證了海盜劫掠與炮艦橫行，標誌著東方舊帝國在人口壓力與制度僵滯中踉蹌前行，西方的強權則靠技術與殖民開闢生路。東西方「大分流」的結局，早已在帝國前沿的基隆埋下伏筆。

20/03/2026

朱高正說他的名言「​政治是高明的騙術」其實是由康德著作引申而來。這裡容我對這句話做進一步的闡述。
​在政治的迷霧中，人們往往習慣尋找一位帶有「神聖光環」的救世主，或寄望於某個政黨具備超脫人性的道德高度。然而，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在《永久和平論》中，卻給出了一個極其冷酷卻理性的震撼彈：「建立國家的問題，即使是對於一群惡魔，只要他們有理智，也是可以解決的。」
​一、 惡魔的天性：自衛與擴張
​康德對人性的觀察直白而透徹。他認為人天生具有「自衛」的傾向與能力，為了生存，每個人都會本能地擴張自己的利益。當這種傾向推向極致時，每個人都像是追求私利的「惡魔」，甚至不惜侵犯他人。這種對利益的渴望，正是人性中無法抹滅的「扭曲木頭」。
​二、 理智的抉擇：從衝突到法治
​為什麼一群惡魔能組成國家？康德認為，這不需要惡魔突然變得神聖，只需要他們具備「理智」。
聰明的惡魔會發現，無止盡的掠奪最終會導致自身的毀滅。為了確保長遠的利益與安全，他們會達成協議，共同生活在法律規範之下。這並非出於良心發現，而是出於「自衛」的精密計算——因為不守法所付出的代價（處罰與動盪），遠比遵守法律帶來的回報（安全與秩序）更高。
​三、 政治的真相：約束制度勝過道德崇拜
​這段論述隱含了現代民主最核心的價值：政治人物不需要聖人化。
​去神格化：沒有哪個政黨是天生神聖的，政治人物本質上也是追求權力與利益的「理智惡魔」。
​外部制衡：政治活動關注的是「外部行為」。制度設計的目標，不是要洗滌惡魔的靈魂，而是要建立一套精巧的機制（如權力分立、法治監督），讓這群惡魔在互相抗衡、摩擦的過程中，不得不維持社會的運作。
​結語
​當我們看透了國家是一群惡魔的組合，就能明白「政治是高明的騙術」。我們需要的不是政治人物的道德光環，沒有任何的政治主張神聖到不可被挑戰，這才是康德留給現代公民最理性的政治遺產。

18/03/2026

團鬼六（Oniroku Dan）被譽為日本「官能文學宗師」，其作品以極致的緊縛（Shibari）美學與受虐心理描寫著稱。他筆下的世界不只是肉體的折磨，更是關於靈魂如何透過「被支配」來獲得安寧的深刻探討。在團鬼六的敘事中，「馴化」（Domestication）與安全感的建立，與殖民地文學裡的「戀殖」（Colonial Nostalgia），以及對「威權體制」的迷戀，形成了一種高度相似的心理同構。這三者皆根植於權力不對等結構下，個體對主體性的主動讓渡。

​一、 逃避自由：秩序帶來的安穩假象
​從佛洛姆（Erich Fromm）的觀點來看，受虐者往往透過「放棄自我」來逃避自由帶來的重負。
​在威權體制下： 公民交出政治權利，以換取社會的絕對穩定與高效。
​在殖民語境下： 被殖民者在被支配的秩序中，尋求被納入「文明體系」的假象。
​在團鬼六的作品中： 緊縛與規約（Disciplines）本質上等同於威權者的律法。受支配者在被徹底管轄的過程中，感受到一種「被安排妥當」的安穩，藉此規避自主探索所產生的生存焦慮（Existential Anxiety）與混亂。

​二、 強大力量的內化：存在感的極端確認
​殖民地戀殖與威權崇拜的核心，都在於被支配者將支配者的強大力量內化為自我的榮光。
​在團鬼六的作品中，肉體的受難不僅是痛楚，更是為了確認「我正被強大者注視」，這是一種極端的存在確認（Validation of Existence）。
​這種心理進而轉化為對規約的迷戀。正如威權下的支持者迷戀強人領袖的鐵腕，被殖民者在嚴密的社會階層中找到明確的身分座標。一旦這種壓迫性秩序消失，失去「被支配身分」所引發的身分危機，便會轉化為對舊有支配者（殖民者或獨裁者）深刻的依戀與懷舊。

​三、 去主體化：從「受壓迫」到「受保護」的位移
​最終，這種「被完成」的奴隸狀態成為了逃避自由的終點。當個體無法承受自由帶來的孤立與責任時，便會追求一種共生關係。團鬼六式的馴化讓受害者經歷「去主體化」，感受「不必再為自己負責」的解脫。在結構化的支配力量（無論是殖民政府、威權領袖，還是繩藝大師）面前，透過徹底服從，換取免於面對未來不確定性的心理屏障。
​這種從「受壓迫」轉向「受保護」的心理位移（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不僅解釋了極端支配中穩固的依存感，也揭示了為何在歷史的轉折點上，有些人會對曾經的壓迫者產生難以割捨的情感懷念。

16/03/2026

讀大學的時候曾修過洪萬生老師開的通識課，好像叫做科學與人生。我現在還記得那時我交的讀書報告主題，是關於《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 1726）裡面比科學家早提到火星有二顆衛星。
強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在這本書第三卷〈勒皮他遊記〉（Laputa，飛島國）相關描述，是科學史上最著名的「神預言」之一。書中甚至給出了具體的數據：一顆距離火星中心 3 個火星直徑，另一顆距離5個；它們的公轉周期分別是10小時和21.5小時。
現實中，人類直到151年後的1877年才真正觀測到火星的兩顆衛星（火衛一與火衛二）。雖然斯威夫特的數據與現實不完全吻合，但他對「克卜勒定律」的應用邏輯（距離越近、週期越快）是非常準確的。
這段描述因為太過出名，後來國際天文聯會（IAU）甚至將火衛二（Deimos）上的一個隕石坑命名為斯威夫特（Swift），以紀念這位大膽預言的作家。
大三開始接觸到Karl Popper的「理論導向觀測」（theory-ladenness of observation）觀點。他有一個很有名的實驗：在課堂上對學生說「觀察吧！」（Observe!），學生通常會愣住，然後問：「觀察什麼？」他以此證明：我們的大腦不是一塊白板，等著現實留下印記。觀察必須帶有特定的目的、假設或框架。沒有這個框架，我們面對的只是混亂的訊息流。
Karl Popper的這個理論，我認為可以解釋雖然斯威夫特不是科學家，但他腦中已經有了「克卜勒定律」的框架（既然地球有 1 顆衛星、木星有 4 顆，那中間的火星應該有 2 顆），這套邏輯讓他「預見」了觀察的方向。
我曾經撰寫過的基隆故事，包括大海盜時代下的基隆港，也是在Karl Popper的「理論導向觀測」，希望在歷史學上有類似斯威夫特的貢獻。

10/03/2026

史艷文會怎麼打倭寇？清代文人有個大膽的想法。
雲州大儒俠史艷文的人物原型，傳說是《野叟曝言》的文素臣，該書第九十七回更有「純陽之氣」「一掌破天荒」的情節。
這部小說有一段明軍以「雞籠山」為基地集結水師，準備東渡征伐日本。這一構想並非史實，而是作者在小說中建構的軍事想像。但就目前已知文獻而言，將基隆設定為東征日本的集結基地，可能是這本小說最早提出。但也因為東征日本這個想法，「文素臣」在日治時期的台灣沒有機會成為雲州大儒俠。
《野叟曝言》作者為夏敬渠（1705–1787），成書於乾隆中後期，主角文素臣被塑造成文武兼備的理想儒士。小說大量穿插經史、兵法、禮樂與算學議論，被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列為「以小說見才學」的代表。
小說第一百三十四回中，明軍於雞籠山擊敗倭軍後，主將命令浙、閩水師整備軍糧，在雞籠外海會師，準備「回捣倭國」。人物並進一步主張經營臺灣、控制琉球，使其成為東海屏藩。
夏敬渠博涉經史與兵法，並曾在地方督撫幕府任事。巡台御史的見聞，以及浙江水師緝捕海盜的調度，這些在官場流通的消息使作者得以在小說中構想以雞籠為支點經略東海的情節，也讓人得以窺見十八世紀知識分子如何在小說中建構屬於自己的「紙上帝國」。

22/02/2026

從英國水兵的筆記到中國山區的村落：追尋「八斗子」地名的真正身世

關於基隆「八斗子」的地名由來，目前最流行的說法是「女巫說」，認為它與「北投」一樣，源自平埔族語中的「女巫」（Patauw）。然而，當我們翻開歷史檔案，並將視野擴大到整個福建、廣東與湖南的山區，會發現「八斗」作為地名，還有另一條完全不同、卻更為扎實的脈絡——它指的是一塊僅能生產「八斗穀物」的狹小耕地。

英國海軍筆下的八斗子：懸崖後的一小片田園

讓我們先回到1876年。當時的英國海軍艦艇行經台灣北部，他們的軍官在報告中生動地記錄下當時八斗子的景象：

“More rice-fields filled up a narrow plain which succeeded to the cliffs. Then the straggling houses and vegetable gardens of a small village built by the sea-side appeared.”

這段文字描繪的畫面非常清晰：在基隆多岩石的海岸懸崖之後，緊接著的是一片狹窄的平原，而這片不大的土地上，填滿了稻田。接著出現的是散落的房屋與海邊小村的菜園。

這份來自水兵的實地觀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線索：至少在一百四十多年前，八斗子這塊土地的特性就是「可耕地狹小」。人們並沒有因為土地貧瘠而放棄它，反而充分利用了每一寸狹窄的平原，將其開闢為稻田與菜園。這是一種典型的、在小面積土地上精耕細作的移民農業景觀。

散落在閩粵湘山區的「八斗村」

有趣的是，「八斗」作為「小面積耕地」的代名詞，並非基隆獨有。在海峽對岸的中國東南沿海山區，遍布著許多以「八斗」為名的村莊。它們的地理環境與命名邏輯，與英國水兵眼中的八斗子驚人地相似。

在福建省，至少有四個「八斗村」：

· 寧德市蕉城區霍童鎮八斗村：當地的記載直截了當地說，因為「村中原有田八斗」，所以取名八斗。
· 寧德市福安市范坑鄉八斗村：這個村子地處偏遠山區，其先民正是在貧瘠的山坡上開墾出足以換取「八斗」收成的土地。
· 寧德市霞浦縣三沙鎮八斗村：它和周邊的「二坑」、「單斗」等地名並存，暗示了這是一個以小面積土地計量為核心的命名體系。
· 泉州市石獅市寶蓋鎮八斗村：傳說這裡的祖先買下了一塊僅有「八斗地」（面積不足五畝）的土地，在此為附近的墓地守墓，進而形成村落。

往西走，湖南省也有兩個典型的案例：

· 株洲市淦田鎮八斗村：地處山區，以竹林聞名。全區總面積近二十平方公里，但能用來耕作的土地僅有一千多畝，絕大部分是山林。
· 岳陽市毛田鎮八斗村：同樣位於山區，在約五平方公里的範圍內，耕地僅有四百餘畝，是一個人多田少的典型山村。

再往南，廣東省廣州市白雲區太和鎮也有一個八斗村，它同樣坐落於山區。

共同的語言：以小搏大的土地觀

歸納這些散布在福建、湖南、廣東的「八斗村」，我們可以找到一個驚人的共通性：它們全都坐落在山區或丘陵地帶，既不靠海，也遠離大河沖積平原。更重要的是，它們的耕地條件都稱不上優渥——要嘛是面積狹小，要嘛是土壤貧瘠，必須依靠人力辛勤耕作，才能換得溫飽。

這與1876年英國海軍在基隆八斗子看到的景象——懸崖後那一小片填滿稻田的狹窄平原——在本質上是完全相同的。

因此，基隆的「八斗子」，很可能不是一個源自平埔族語的孤例。它更像是帶著閩粵農業傳統的漢人移民，在來到這塊北臺灣的海岸邊時，自然而然地用他們最熟悉的話語，為這片「僅能生產八斗穀物的小地方」所取的名字。這塊土地或許不大，但這個名字卻承載著一代代移民在此落地生根、以小搏大的堅韌記憶。

22/02/2026

基隆成為「北港」的大海盜時代

16世紀的東亞海域，是一個官方缺席、私人武裝主導的時代。一切源於兩個字：海禁。

明太祖朱元璋立國之初，因懼怕方國珍、張士誠餘黨勾結日本倭寇，於洪武四年（1371）頒布海禁令：「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此後近兩百年，中國沿海居民不得擅自下海，對外貿易僅限於官方朝貢。日本方面，德川幕府同樣走向鎖國，限制外船僅能停靠長崎、平戶兩港。

但「利之所在，人必趨之」。絲綢、瓷器、白糖換回日本白銀，利潤十倍於正常貿易。需求不會消失，只會轉入地下——走私貿易應運而生。

福建巡撫許孚遠描述當時盛況：「同安、海澄、龍溪、漳浦、詔安等處奸徒，每年於四、五月間告給文引，駕駛鳥船稱往福寧卸載，北港捕魚，及販雞籠、淡水者，往往私裝鉛硝等貨潛去倭國」。說是要去捕魚，船一出海轉向日本——這是公開的秘密。

走私需要自保，於是武裝登場。這批人「亦商亦盜」：有官兵來抓，他們是海盜；官兵走了，他們繼續做生意。最著名的武裝海商集團首領是徽州人王直（又稱汪直），率領數千人的船隊縱橫東海，日本平戶、九州諸侯爭相與他合作。當時流傳一句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所謂倭寇，七成是中國人。

嘉靖年間，倭患愈演愈烈。嘉靖三十一年至四十三年，浙江、福建、廣東沿海「數千里間受其荼毒，所焚劫子女、金帛、廬舍以數萬計」。明朝終於意識到：禁海只會讓走私者變成海盜，開海才能讓海盜變回商人。

隆慶元年（1567），福建巡撫塗澤民奏請開放海禁，准許私人申請文引，前往東、西洋貿易。月港（今福建漳州）成為合法出海口岸，大量白銀流入中國，也為晚明經濟注入活力。

但對日本的禁令仍然存在。於是，前往呂宋的船「託引東番，輸貨日本」——先去台灣躲一陣，再轉向日本。基隆（當時叫北港）正是這條走私航線上的重要節點。

這就是「大海盜時代」：海禁催生走私，走私需要武裝，武裝坐大後反過來威脅朝廷，朝廷被迫開放，但開而不放，走私繼續。在官方管不到的海域，這群人建立自己的秩序——他們是商人，也是海盜，全看從哪個角度定義。

22/02/2026

1626年以前，基隆的誕生

——從雞籠山到北港：文獻中的北方港口

在西班牙人與聖薩爾瓦多城之前，在北臺灣與東亞海域交會處，有一個被閩南水手稱為「雞籠」的地方。這不是一座城市的名字，而是一座山的名字，後來成為整片海域的座標，更在明代文獻中被記載為「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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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雞籠山：《明史》的開篇

關於「雞籠」與「北港」的關係，最明確的記載來自《明史》卷三百二十三〈外國列傳·雞籠山〉：

「雞籠山，在彭湖嶼東北，故名北港，又名東番，去泉州甚邇。」

這條記載直接點明三個名稱的關係：雞籠山、北港、東番，指的是同一個地方——位於澎湖東北方的島嶼，也就是今天的臺灣。值得注意的是，它將「雞籠山」作為正名，「北港」作為「故名」，說明在《明史》編纂者的認知中，這座島嶼曾被稱為「北港」。

《明史》又載：

「其地北自雞籠、南至浪嶠，可一千餘里。」

這說明了「雞籠」既是全島的代稱，也是島上北部一個具體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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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航線上的雞籠：《順風相送》的針路

在帆船時代，雞籠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東亞航線上的關鍵導航點。推定16世紀末成書的航海手冊《順風相送》多次提到雞籠：

〈廈門往長崎〉：

「大擔開舡，用甲卯離山。用艮寅七更取烏坵，內是湄州媽祖，往祭獻。用艮寅及單寅七更取雞籠頭。」

〈福州往琉球〉：

「梅花開舡，用乙辰七更取圭籠長。用辰巽三更取花矸嶼。」

〈鬆浦往呂宋〉：

「柯子門開船……用坤申放洋五十四更，若不見山，用丁未二更見小琉球雞籠頭山。巡山使上用丙午六更見北港沙馬頭大灣山。」

這段「鬆浦往呂宋」的針路特別值得注意：先見「小琉球雞籠頭山」，再見「北港沙馬頭」。這裡的「北港」與「雞籠頭山」並列出現，說明在航海者的認知中，兩者是航線上的不同節點。後句的「北港」是否指涉全島或特定港口，歷來有不同解讀，但至少證明了「北港」一詞確實在明代航海文獻中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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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捕魚與走私：《止止齋集》與許孚遠的記載

雞籠（北港）一帶的活動，早在16世紀後期就已見於明代官員的奏議。

福建巡撫許孚遠在萬曆十七年（1589）的〈海禁條約行分守漳南道〉中寫道：

「東西二洋共八十八隻。又有小番，名雞籠、淡水，地鄰北港捕魚之處，產無奇貨水程最近，與屬東、福寧州、浙江、北港船引，一例原無限數，歲有四、五隻或七、八隻不等。」

這段文字說明，當時福建漁民前往「雞籠、淡水」捕魚，需要向官方申請「船引」（許可證），而這些地方「地鄰北港捕魚之處」。換句話說，「北港」是雞籠、淡水一帶的漁場——很可能就是指基隆外海的彭佳嶼、棉花嶼、花瓶嶼等北方三島。

沈演《止止齋集》中的記載，則揭示了「北港」的另一面——走私貿易的據點：

〈論閩事〉：

「挾倭貨販北港者，實繁有徒。」

這短短九個字，說明明朝海禁之下，許多人帶著日本貨物到「北港」交易，人數還不少。「實繁有徒」四字，透露出官方對此無可奈何的態度。

同書〈答海道論海務〉又載：

「不意連日得報，有林心橫劫殺洋船事，今又有徐振裹壓冬事，亦既蠢蠢動矣。」

「壓冬」是指海商因風信不利而滯留當地過冬。這條記載說明，在北港一帶活動的，不只是漁民和走私客，還有劫掠商船的海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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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621年：《石倉全集》的北港海盜

將時間拉到天啟元年（1621），一份關鍵的文獻記錄了「北港」的海盜活動。曹學佺《石倉全集》載：

「天啟元年，有慣走倭國巨賊總管大老、大銳老、鳴喈老、黃育一等，因領島酋貨本數千金，為其黨我鵬老所奪，不敢復歸，竟據東番北港榜掠商船，招亡納叛，爭為雄長。」

這段文字記載了一群原本從事日本貿易的海商（或海盜），因為貨款被同夥奪走，不敢回日本，索性「據東番北港」，以這裡為基地，劫掠往來商船，招收亡命之徒，儼然成為一方勢力。

這裡的「東番北港」，與《明史》「雞籠山……故名北港」的記載相呼應。這批海盜盤踞的地方，就是雞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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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本人的覬覦：1616年村山艦隊事件

「北港」的重要性，不僅體現在民間活動，也反映在國際局勢中。

萬曆四十四年（1616），日本長崎代官村山等安奉德川家康之命，組織艦隊「征討高砂」（臺灣）。琉球國王尚寧遣使向福建巡撫通報此事。《明神宗實錄》卷五四五載：

「邇聞倭寇各島造戰船五百餘隻，欲協取雞籠山，恐其流突中國為害閩海。」

次年（1617），福建巡撫黃承元與被俘的日本將領明石道友談判，當面質問：

「上年琉球之報，謂汝欲窺占東番北港，傳豈盡妄？」（《明神宗實錄》卷五六〇）

這段對話中，「東番北港」與「雞籠山」顯然是同義詞。日本人要「取」的，正是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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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西方人的證詞：19世紀文獻中的「Peh-kiang」

時間快轉到19世紀中葉，西方人的記錄為「雞籠=北港」提供了明確的證據。

1847年，英國軍官戈登（David MacDougal Gordon）在《皇家地理學會期刊》發表報告，記錄他在八斗子與鼻頭角之間看到一座「非常顯著的山峰」，將其命名為「Dome」（圓頂）。同一座山，閩南水手看了覺得像雞籠，英國水手看了覺得像圓頂——這是航海時代的命名邏輯。

1857年，德文地理期刊載文指出，臺灣北部的主要港口是「Pekiang」，現在稱為「Kelung」。

1899年與1911年版的《大英百科全書》「Formosa」條均明確記載：

「Kelung, the ancient Pe-Kiang」（基隆，即古北港）

這些19世紀的西方文獻，與16、17世紀的中文文獻遙相呼應，共同指向同一個事實：在西班牙人、荷蘭人到來之前，雞籠這個地方，曾被稱為「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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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語：一座山，一個港口，一個名字

回顧這些文獻，可以梳理出一條清晰的脈絡：

· 16世紀中葉，閩南水手以「雞籠山」作為航海地標（《順風相送》）
· 16世紀後期，福建官員注意到「雞籠、淡水」一帶有漁民和走私客活動，稱之為「北港捕魚之處」（許孚遠、沈演）
· 17世紀初，「北港」成為海盜盤踞的基地（《石倉全集》），也成為日本人覬覦的目標（《明神宗實錄》）
· 《明史》明確記載「雞籠山……故名北港」
· 19世紀西方文獻稱基隆為「古北港」（《大英百科全書》）

這座長得像雞籠的山，在歷史的不同階段，以不同的名字出現在不同的文獻中。但無論是「雞籠」還是「北港」，指向的都是同一個地方——西班牙人1626年登陸之前，早已有漁民、走私客、海盜活動其間的臺灣北方港口。

1626年西班牙人抵達時，他們不是「發現」了一個新地方，而是進入了一個早已存在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