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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斷交到實質合作：印太變局中的臺美關係演變文／林文程（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兼任教授）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基於對東亞安全布局，對臺政策歷經數度變革。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美國杜魯門（Harry Truman）政府...
12/08/2026

從斷交到實質合作：印太變局中的臺美關係演變
文／林文程（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兼任教授）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基於對東亞安全布局，對臺政策歷經數度變革。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美國杜魯門（Harry Truman）政府原本考慮拋棄臺灣，但因韓戰於1950年6月25日爆發後，美國與中國先後介入韓戰，雙方在朝鮮半島兵戎相見，華府隨之調整對臺政策及提出「臺灣主權未定論」主張，並於1954年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使臺灣成為美國在西太平洋安全體系的重要一環。
　　1979年1月1日，美國卡特（Jimmy Carter）政府宣布與中華民國終止外交關係，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邦交，標誌戰後臺美官方外交關係的重大轉折。隨後美國國會通過《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 TRA），成為斷交後雙方維持非官方關係的重要法律基礎。
　　《臺灣關係法》明確規範美國對臺灣的政策方向，包括維持商業、文化及其他非官方往來，並提供臺灣必要的防衛性武器，以維持臺海和平與穩定。自此，臺美關係轉為以法律與行政機制支撐的「實質關係」。雖然形式上不再具有邦交國地位，但在後續四十餘年間，臺美互動不僅未中斷，反而隨著國際情勢變化逐步擴展，涵蓋安全、經貿、科技、教育與公共衛生等多元領域。本文以歷史發展為主軸，梳理臺美關係的制度轉型與合作擴展，並分析其在當代國際體系中的位置與意義。

從冷戰架構到非正式關係建立
　　冷戰期間，臺灣在美國亞太戰略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被視為西太平洋防線遏阻共產勢力擴張的一個前進基地（forward base），美國對臺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及派美軍駐臺。隨著1970年代國際局勢變化，中國因中蘇關係惡化，亟須聯合美國此一次要敵人來對抗蘇聯軍事威脅，而美國想獲得中國支持以從越戰泥淖脫身，促使兩國展開關係正常化，後來走向正式建交。
　　斷交雖未使臺美關係中斷，但臺灣在美中建交後的1980年代，對美國的戰略價值下降，美國不少國會議員及政治菁英轉向關注臺灣人權與民主發展；同時期，臺灣創造經濟奇蹟，與韓國、香港、新加坡並列為亞洲四小龍。臺美關係逐漸從早期以安全與軍事為主的互動，轉向更廣泛的經濟與社會交流。雙方在貿易、教育及科技領域的合作持續增加，並建立起多層次的交流管道。

民主化與臺美關係性質轉變
　　臺灣於1980年代逐漸展開的民主化進程，到了1990年代取得亮麗成果，世稱「寧靜革命」。經過修憲並於1996年舉行首次直接民選總統之後，臺灣成為完全民主的國家，臺灣是美國推動威權國家民主化最成功的典範，民主與人權成為臺美共享價值及共同語言。
　　進入21世紀之後，美國一方面因交往政策（engagement policy）未能促使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responsible stakeholder），反而幫助中國崛起來挑戰美國霸權地位，及威脅美國在二戰後建構的自由國際秩序，美國重新重視臺灣的戰略價值，支持臺灣成為美國朝野共識，美國國會陸續通過多項法案，深化臺美安全合作。
　　自1979年斷交以來，臺美關係經歷由正式外交轉向制度化非官方關係的轉型過程，《臺灣關係法》提供基本架構，臺灣的民主化及經濟成就則進一步改變雙方互動的性質，使關係從冷戰時期的戰略合作，逐漸擴展為多面向的實質夥伴關係。

經貿與科技合作的深化
　　自1980年代以來，臺美關係在非官方架構下持續深化，其中最顯著的變化之一，即是經貿關係的快速成長。隨著臺灣經濟由勞力密集產業逐步轉型為技術與資本密集型產業，雙邊貿易與投資往來亦同步擴展。
　　臺灣業已成為美國第四大貿易夥伴。根據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統計，2025年臺美雙邊貿易總額已超過2,500億美元，顯示雙方經濟依存度持續提升。臺灣對美出口以電子產品與半導體相關產品為主，而美國則對臺出口農產品、機械設備與高科技服務。
　　在科技領域方面，半導體產業成為臺美合作的重要核心。臺灣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占有關鍵地位，特別是在晶圓製造與先進製程技術方面具有領先優勢。隨著人工智慧與高效能運算需求增加，半導體產業的重要性進一步上升，也使臺灣在全球科技供應鏈中的角色更加突出。同時，美國亦積極推動本土製造與供應鏈安全政策，鼓勵關鍵科技產業回流或分散生產基地，臺灣企業在此過程中扮演重要合作夥伴角色，雙方在產業鏈重組中形成更緊密的經濟連結。
　　除了經貿與科技合作外，臺美之間的教育與科研交流亦持續擴展。臺灣長期為美國重要國際學生來源國，同時雙方大學在半導體、AI、量子科技及永續發展等領域的合作逐漸增加。2010年代以來，雙方推動多項教育交流計畫，並促進雙語教育與學術合作。這些交流不僅限於學生交換，也包括研究機構與產業界的跨國合作，使臺美關係在社會層面形成更廣泛的連結。
　　此外，公共衛生與災害防治等領域也逐步成為合作項目之一。例如「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lobal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Framework, GCTF）」，自2015年成立以來，提供臺灣與美國及其他理念相近國家交流公共政策經驗的平臺，「由臺灣分享其專業知識和技能，並與全球夥伴建立連結、促進合作，以應對區域及全球挑戰」，並逐漸擴展至日本、澳洲、加拿大與英國等國參與。

圖為1963年7月，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贈送裝甲戰車給臺灣政府。（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　攝影／《臺灣新生報》記者　典藏／國史館）

　　149期《臺灣學通訊》主題「臺美關係」，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兼任教授林文程，詳述〈從斷交到實質合作：印太變局中的臺美關係演變〉，詳細內容請上國立臺灣圖書館臺灣學研究中心網站。

大洋遙遠 臺美相聯文／戴寶村（教育部本土教育委員會委員）　　2026年是美國獨立建國250年，149期特別以「大洋遙遠　臺美相聯」為主題，敘說長期的臺美關係。　　林文程從美國與中華民國有正式關係起，敘述到斷交後非正式關係的發展，包括民主化...
31/07/2026

大洋遙遠 臺美相聯
文／戴寶村（教育部本土教育委員會委員）
　　2026年是美國獨立建國250年，149期特別以「大洋遙遠　臺美相聯」為主題，敘說長期的臺美關係。
　　林文程從美國與中華民國有正式關係起，敘述到斷交後非正式關係的發展，包括民主化與臺美關係及經貿科技合作，及至近年印太戰略地緣關係，臺美關係在不確定性當中存在高度韌性。
　　陳儀深聚焦在韓戰爆發後美國支持中華民國而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1971年至1972年蔣政權喪失聯合國代表權後，美國的處理方式，《上海公報》是美中關係正常化的基礎，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的《臺灣關係法》則保住臺灣現狀，也有助於臺灣民主化。
　　陳佳宏回溯日治時代的美臺關係，包括在臺灣設領事館，茶葉貿易到文教交流；二戰末期間，臺灣在日美交戰國情況下飽受「米機爆擊」（盟軍轟炸）的創傷記憶。
　　杜正宇介紹1944年至1945年美國聯合情報研究出版理事會的臺灣調查報告，內容包括軍事地理、海洋海岸、氣候、港口交通、聚落經貿、人民與政府、衛生、防禦、地名等十多項，是美軍作戰接管的指引，也成為了解當時臺灣的重要史料。
　　1950年代，隨著美國顧問團設立和《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生效，美軍進駐臺灣，陳冠任敘述美軍擁有治外法權，並以劉自然事件的處理方式，呈現臺美雙方取得主權象徵與軍事同盟的平衡。1960年艾森豪訪臺，是史上唯一美國現任總統訪臺，許文堂詳述其短暫行程，發表「中美聯合公報」，重申在共同防禦條約下團結合作，美國提供對臺協助，艾森豪訪臺來去如一陣風，但對當時政局卻宛如強力定心丸。
　　何義麟介紹甚多臺美人「人在美國心繫臺灣」，組織社團影響美國政府，採取有利於臺灣民主發展的政策，可了解臺美人運用美國的人權外交，在重要的時刻助成臺灣的民主運動。
　　鍾志東析論1979年中美斷交後美國制定特殊的《臺灣關係法》，規範律定與無邦交之臺灣關係的政策指導，長期維持臺海和平與穩定；2025年參眾兩院更通過《臺灣保證法》，對強化美臺關係具有宣示性。然而，要對臺灣安全法律化，須要立法與行政部門有更清晰的表述，才能更為落實。
　　湯熙勇簡述從清治末期美國在臺設置領事，延續至日治時代仍維持有領事館，1949年之後設置大使館，至1979年終止外交關係後設置美國在臺協會，以民間機構處理實質美臺關係；並舉早年的達飛聲（James W.Davidson）和葛智超（George Kerr）有關臺灣的重要著作，亦是臺灣歷史的重要文獻。

從柑仔蜜到番茄醬：番茄的品種轉換文／蔡承豪（國立故宮博物院副研究員）　　提起番茄（tomato），很多人腦海中浮現的或許是義式餐桌上那一抹濃郁紅醬，或速食店裡的番茄醬（ketchup）。這顆紅潤玲瓏的果實，在地理大發現的浪潮中，跨越了半個地...
17/07/2026

從柑仔蜜到番茄醬：番茄的品種轉換
文／蔡承豪（國立故宮博物院副研究員）

　　提起番茄（tomato），很多人腦海中浮現的或許是義式餐桌上那一抹濃郁紅醬，或速食店裡的番茄醬（ketchup）。這顆紅潤玲瓏的果實，在地理大發現的浪潮中，跨越了半個地球來到臺灣，被在地人賦予一個充滿草根溫情的稱呼—「柑仔蜜」，並成為盤飧中的一員。
　　從異鄉客到國民果實，番茄「點」出了一場飲食文化的轉譯之旅。

寰宇傳蹤：柑仔蜜的遠航之旅
　　番茄的生命起點，可追溯至南美洲安地斯山區，其初始形貌有如櫻桃般的野生小型果實。16世紀初，歐洲探險家在墨西哥目睹當地人稱為「tomatl」的作物，並將其帶回歐陸。隨著語義轉化，這個納瓦特語單詞最終演變為今日通用的英語「tomato」。
　　在東亞，番茄的足跡則與17世紀歐洲海洋強權的經略緊密相連。關於臺灣番茄最早的官方筆記，見於康熙23年（1684）《福建通志》中記載的「甘仔蜜」；這三個字並非隨意拼湊，而是記錄了用閩南語發音的kam-á-bit，與菲律賓語中的kamatis甚為相似，暗示番茄極可能是經由西班牙殖民下的菲律賓作為中繼站，隨後傳入臺灣與華南沿海。
　　在臺灣，從稱呼番茄的發音，也產生有趣的文化現象。要辨別一個人的家鄉不必看身分證，只要遞上一顆番茄，靜候他開口。在南方的暖陽裡，人們仍親暱喚它作「柑仔蜜」；到了北部街弄，它卻成了「臭柿仔」。一南一北、一甜一臊的語言交界，展現臺灣容受外來文化時轉化出的多元趣味。

加工轉身：罐頭保鮮與濃郁紅醬
　　臺灣早期傳入的番茄品種，多為直徑約1.5公分的雙心室圓果，口感清淡且微酸。根據馬偕牧師的記載，儘管當時野地隨處可見番茄，但因風味平庸，漢人與平埔族社群皆不常食用。
　　在當時人們的認知中，這類果實並未被納入「蔬菜」，而是將其「蜜為茶品」品嘗，甚至有所謂「坐進一盤柑子蜜，何輸七碗玉川茶」之雅稱。在臺灣早期社會中，番茄展現與歐美截然不同的在地姿態。
　　番茄能從一方家庭園圃的觀賞果物，躍升為全球大宗商品，關鍵在於19世紀的「加工技術」。為了因應法軍遠征，密封加熱保存法應運而生，為罐頭工業築起基石。隨著微生物學的進展，更讓番茄製品得以跨越季節與疆域，長效貯存。
　　Ketchup的語源，來自中國南方與東南亞沿海的魚露調味汁—「膎汁」（ke-tchup）。這套以鹽漬鮮味的調味邏輯，經由海路「東風西漸」傳回歐洲，英國人因地制宜，改以蘑菇或番茄取代海味；後來傳至美洲，透過H.J.Heinz（亨氏）等企業的標準化生產，酸甜濃稠的紅醬遂成為跨國文化的符號。番茄不僅是在地生鮮，更逐步邁向全球。

品種新潮：新口味、新營養
　　由罐頭與調味料交織的浪潮，隨著日本統治，翻轉了臺灣的番茄景況。
　　番茄傳入日本之初，陸續被賦予唐柿、唐ガキ、赤茄子、蕃茄、小金瓜、珊瑚樹茄子等多樣名稱。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番茄多半被視為觀賞植物，直到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深受飲食西化與國際商貿的洗禮，才迎來轉機。
　　隨著沙丁魚罐頭產業蓬勃發展，帶動了對番茄醬汁的殷切需求；加之當時社會對維他命營養價值的漸次重視，使番茄的消費量顯著攀升。在多重因素推動下，日本重新引進專供食用與加工的新品種。為了與外國企業抗衡，並彌補國內冬季生產缺口，日本廠商遂將目光投向氣候和煦、具備地理優勢的南方領土，開啟番茄在臺灣生產的新篇章。
　　
　　148期通訊主題「果物」，蔡承豪（國立故宮博物院副研究員）介紹「從柑仔蜜到番茄醬：番茄的品種轉換」，詳細內容請上國臺圖臺灣學研究中心官網瀏覽。

圖為清代臺灣采風圖中的番茄。（圖片出處／ 《六十七兩采風圖》　典藏／國立臺灣圖書館）

水果物產與地方意象之形塑文／曾立維（國立政治大學歷史所博士，臺北市健康國小教師）　　臺灣「水果王國」的形象，要到日本人統治時才逐漸形成。以香蕉、鳳梨、柑橘為首的臺灣三大水果物產，在日治時期形成一定規模的產業，這與整個輸日農產品的商品化趨勢有...
13/07/2026

水果物產與地方意象之形塑
文／曾立維（國立政治大學歷史所博士，臺北市健康國小教師）

　　臺灣「水果王國」的形象，要到日本人統治時才逐漸形成。以香蕉、鳳梨、柑橘為首的臺灣三大水果物產，在日治時期形成一定規模的產業，這與整個輸日農產品的商品化趨勢有關。
　　隨著三大水果物產興起，透過國家力量與地方人士共同努力下，也造成各地方水果意象的形成。藉由日治時期發行的紀念戳章這類視覺圖像資料，可了解當時哪些水果與哪些地方有高度關聯，並成為地方重要的意象來源。
　　紀念戳章一般來說是由「圖形」與「文字」結合，其中火車站及風景名勝紀念戳章，以圖像為主要傳達功能，多半須具讓人一眼就辨認出的特色，其使用的圖像選擇更顯重要，必須運用當地的地形、建築、物產等獨特的地方特色，且避免與其他地方的戳章使用相同圖像語彙；若無法避免，則再提供另一種圖像元素以供辨認，並以「地名」提供觀者作最後的確認。
　　然而，這些水果為何在日治時期成為地方意象的重要來源？呂紹理在探討日治時期的旅遊活動時提到，臺北盆地的茶和樟腦、新竹的柑橘、臺中的米產和中部以南遍地可見的香蕉、鳯梨、檳榔、椰子、芒果，以及這些果物製成的各種乾果蜜餞，都成為另一種指涉臺灣形象的「特產」。臺灣人經由日本異地旅者的指引，才發現臺灣有異於其他地方的「特色」。
　　以代表各地的水果而言，香蕉、鳯梨、椰子、檳榔、柑橘，這些在清代早已出現的果物，在地方志中並沒有被凸顯成為代表臺灣形象的符號，直到日治時期才脫離平凡無奇的地位，成為殖民者眼中代表臺灣或各地形象的符號。
　　以鳳梨為例，1902年日人岡村庄太郎在高雄鳳山，創設「岡村鳳梨罐詰工場」，為臺灣鳳梨罐頭工廠之開端，臨近的大樹、萬丹、屏東內埔老埤等地，也相繼成為種植鳳梨重要產地。鳳梨製罐後可耐久藏及運送，逐漸成為輸出日本的重要產品，也使鳳梨發展成為臺灣重要物產，從1938年鳳山站戳章（圖1）及1934年九曲堂站戳章（圖2），可看出鳳梨為代表當地之特產。
　　日治時期柑橘類水果，以椪柑類產量最多，也是輸出至日本的主要品種。當時椪柑主要產地為彰化員林和新竹新埔，兩地紀念戳章常以柑橘圖像呈現。
　　例如1933年新竹站戳章（圖3），畫面及使用元素單純簡潔，只描繪兩個柑橘；1938年新竹站戳章（圖4），除了獨特的竹子外形及名產柑橘外，中間還描繪新竹的五指山及遠方的次高山，並加上兩朵白雲以強調其高度，營造空間的層次感。

　　148期通訊主題「果物」，曾立維（國立政治大學歷史所博士，臺北市健康國小教師）介紹〈水果物產與地方意象之形塑〉，詳細內容請上國立臺灣圖書館臺灣學研究中心網站。
圖為以鳳梨為主要意象的車站戳章，以及以柑橘為主要意象的車站戳章。（圖片出處／李羿德，〈日治時期紀念戳章之視覺圖像符號研究〉）

臺中青果業—市街發展的風向計文．圖片提供／許世融（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教授兼圖書館長）　　提到今天的臺中，多數人第一印象可能是七期重劃區矗立的歌劇院、充滿現代感的玻璃帷幕大樓，或常出現在社會新聞被戲稱的「三寶」（慶記、消波塊、...
16/06/2026

臺中青果業—市街發展的風向計
文．圖片提供／許世融（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教授兼圖書館長）
　　提到今天的臺中，多數人第一印象可能是七期重劃區矗立的歌劇院、充滿現代感的玻璃帷幕大樓，或常出現在社會新聞被戲稱的「三寶」（慶記、消波塊、球棒）。但回到一個世紀前，這座城市不但是臺灣社會民族運動的重鎮，更是全臺重要的水果集散地，空氣中彷彿隨時彌漫熟成的香蕉與柑橘味。整個城市的格局，在這百年中，也隨著果物交易而有所變化。
　　臺中市街的擴張與青果業的搬遷有驚人同步性，果菜市場就像是一個「風向計」，每一次落腳都預示了下一個繁榮區域的誕生。本文將帶領大家走過三代果菜市場的變遷，看看這門「甜蜜生意」如何勾勒出臺中百年的城市輪廓。

一代目：從城市邊界到成為鬧區
　　日治時期臺中的都市規劃採取「棋盤式街區」，核心圍繞著縱貫線鐵路發展。由於水果是不耐放商品，極度依賴運輸速度，因此緊鄰鐵路周邊不乏青果集散地、檢查所，但真正攸關臺中舊城街區發展的，是位於「第二市場」（時稱新富町消費市場）的青果物卸賣場（批發市場）。
　　市場建造考量的因素眾多，除了土地徵收外，還涉及周邊交通等問題。臺中第二市場四面臨路，其中現在的中山路和三民路兩條道路都是日治時期臺中的一等道路，可見交通便利應是當時考量的重要因素。不過市場所在的「新富町」主要為日人居住區，當時選址時有不少反對聲音，除了周邊富貴街一帶原是漢人廢棄墓地外，還擔心市場聲音喧嚷，有礙市容體面，且會引來極不潔的本島人。但官方或許正想藉機將這個原本漢人聚落景觀的邊陲地帶，逐漸取代為日式街區。
　　第二市場設立後不久也增加貨物批發的功能。1922年臺中市唯一的「卸市場」（批發市場）在第二市場內正式成立。當時香蕉是臺灣明星產業，臺中州的產量在1932年高達1億4,000萬斤，占全臺四成以上。這股巨大的經濟能量直接灌進第二市場，使其青果部年銷售額在短短十餘年間增長三倍，第二市場作為水果批發中心的功能更為顯著。
　　1930年第二市場改建後規模日益擴大，周邊街市的商家也有不同面貌。批發生意帶動周邊的高級消費，這裡有「富貴亭」、「松葉」等高檔日本料理店，也有仕紳林獻堂常款待賓客的「聚英樓」、「明花樓」，旁邊還有播放歌仔戲、電影的「樂舞臺」；甚至連略帶情色的新潮「咖啡屋」文化也出現在此，第二市場的商人們會在初音町的「小西湖咖啡屋」聚會談生意。從這些周邊飲食場所、娛樂設施可知，第二市場周邊其實頗為熱鬧、繁華，有吃、有喝、有娛樂，人來人往，簡直是當時臺中的「七期」。

二代目：原子街時代與北區的崛起
　　戰後，臺中的果菜批發由臺中市政府接管經營。1957年，臺中市府與農會合組成「臺中市果菜批發市場管理委員會」，經營果菜拍賣業務，在很長一段時間内，第二市場仍然是臺中最重要的水果批發市場。
　　每天清晨，三民路和中山路聚集的水果攤高達百餘攤，人潮如沙丁魚般湧入。1955年孫立人將軍遭誣陷「兵變」，長期軟禁在位於第二市場不遠處的向上路官邸。孫夫人為補貼家計，在官邸種各種花卉和水果，如黑葡萄、蘭花、玫瑰花和聖誕紅等，成熟花開時，還會就近拿到第二市場販售。

148期《臺灣學通訊》主題「果物」，許世融（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教授兼圖書館長）介紹「臺中青果業—市街發展的風向計」，詳細內容請上國立臺灣圖書館臺灣學研究中心網站瀏覽。 圖為臺中果菜市場位置變遷圖示。

從果園到世界：臺灣果物改良與殖產興業文／吳明勇（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清代的臺灣果物，僅是島內範圍或少量與褔建之間對渡的民間地方市場交易的副食品、零食及藥物來源，是作為風土方物被記寫在各類方志與遊記，所展現的是當地酸甜苦澀的自然風味，...
02/06/2026

從果園到世界：臺灣果物改良與殖產興業
文／吳明勇（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清代的臺灣果物，僅是島內範圍或少量與褔建之間對渡的民間地方市場交易的副食品、零食及藥物來源，是作為風土方物被記寫在各類方志與遊記，所展現的是當地酸甜苦澀的自然風味，並非追求高經濟價值的商品，其中甚具經濟價值的香蕉、鳳梨、柑橘則是要進入日治時期，經過日人逐步試驗，進行品種改良，才成為近代商品化的果物。

清代臺灣的地方果物
　　康熙36年（1697）間來臺採磺的郁永河在春天抵達臺南後，見到南部平野「有種必穫」的穀物、蔬果和雜糧，他的旅臺見聞錄《裨海紀遊》裡記述了一段臺灣果物的觀察：
　　「果實有番檨、黃梨、香果、波羅蜜，皆內地所無，過海即敗苦，不得入內地。荔枝酸澀，龍眼似佳，然皆絕少，市中不可多見；楊梅如豆，桃李澀口，不足珍。獨番石榴不種自生，臭不可耐，而味又甚惡；蕉子冷沁心脾，膩齒不快，又產於冬月，尤見違時。惟香果差勝。檳榔形似羊棗，力薄，殊遜滇粵；椰子結實如毬，破之可為器，有椰酒盈椀，肉附殼而生，用與檳榔共嚼。余愛二樹，獨榦無枝，亭亭自立，葉如鳳羽，偃蓋婆娑；牕前植之，差亦不惡。瓜蔬悉同內地，無有增損。西瓜盛於冬月，臺人元旦多啖之；皮薄瓤紅，可與常州並驅，但遜泉之傅霖耳。」
　　郁永河在亞熱帶的南部平野見到十餘種臺灣果物，亦吃食體驗滋味，其中即有鳳梨和違時口感不佳的蕉。
　　相隔20餘年後，康熙58年（1719）閩浙總督覺羅滿保進貢臺灣物產呈予康熙皇帝，當時的貢品即包含了牙蕉（香蕉）、番檨（芒果）秧及黃梨（鳳梨）秧等果物及果秧，但因渡海上呈旅途耗時費日，到了康熙皇帝面前時，這些果物與秧苗多已失去新鮮，甚或枯萎，遭康熙皇帝批示「無用」，這是一趟臺灣果物徒勞無功難以展現滋味的旅行。
　　上述兩個故事，一位是來到產地，品嘗果物在自然土地長出來的地方原始滋味；一位則是在遠方異地卻因運輸耗時，只見到敗壞失去滋味的果物。這兩項固著在臺灣果物的地域限制，也說明當時的果物難以成為經濟商品的原因。
　　清代臺灣果物大致被記錄在各時期方志的〈風土志〉、〈風俗志〉、〈物產志〉、〈輿地志〉與文人遊記等篇章，若以此觀察17世紀至19世紀末割臺前，記錄其中的臺灣果物大致有番檨（芒果）、黃梨（鳳梨）、香果（菩提果）、波羅蜜、荔枝、龍眼、桃、李、番石榴、甘蕉（香蕉）、檳榔、椰子、西瓜、木瓜、甘蔗、石榴、佛手柑、柑、柑子蜜、柚、香櫞（柑橘屬）、桄榔子、梧桐子、梅、楊梅、番柿、菱、葡萄、蓮子、橘、釋迦果、南無（蓮霧）、欖、落花生、梨、枇杷、棗、奈（李）等約有40餘種果物，它們散布在家屋旁、路邊、田邊和傳統的田園。

日治時期殖產興業
　　19世紀中葉的開港通商，造成東亞的世界市場擴張，之後因地緣政治變動，臺灣於1895年成為日本殖民地。據凃照彥對於日治之前商業性質的農業發達說法，清代商品經濟關係的特點，並非欲在島内各地形成一個統一的單一市場，而是在各地形成一個個獨立的市場圈，並通過對外貿易關係將它們連結起來。依此而論，開港通商很大意義在於使臺灣的商品產生新的市場，使原本的對渡貿易更加往世界市場轉向。
　　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之後，日本承接清代臺灣傳統經濟與開港通商之後的商品經濟關係，並進一步持續擴大與世界市場的貿易關係。
　　扣合這樣的近代歷史變動，日本明治政府展開殖產興業政策，之後亦推行至殖民地臺灣，並以殖產調查為首要工作。領臺之初，總督府隨即設立殖產行政部門，並以〈產業調查報告要項〉要求各級地方行政單位，展開轄內各種物產調查，藉以明瞭各地物產與產業經濟之關係。
　　1901年，府方進一步強化殖產興業方向在於培育日本內地欠缺之物產，補充母國需要，並以農業為殖產之基礎，改良臺灣既有物產以利興業。因此，香蕉、鳳梨、柑橘三種果物在這樣的經濟史與政策史脈絡下，成為商品化的產業。果物商品化，讓本來不是糧食必需品的果物，轉接成為經濟作物，殖民者要考慮的便是果物商品的品質與數量的改變，以及流通與獲利。

149期通訊主題「果物」，淡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吳明勇介紹「從果園到世界：臺灣果物改良與殖產興業」，詳細內容請上國立臺灣圖書館臺灣學研究中心「臺灣學數位圖書館」網站，連結檔置放留言區！

圖為日治時期鳳梨的採集。（圖片出處／開放博物館　典藏／中央研究院）

臺灣果物的世界史文／吳明勇（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清代臺灣田野山坡的植物與樹木，因19世紀中葉開港通商，成為提供世界商品的所在，跨國資本家利用近代工業與商業的路徑，將臺灣的農工勞力與植物樹木連結為產業關係，創造了一個高度產值的富有時代，...
26/05/2026

臺灣果物的世界史
文／吳明勇（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清代臺灣田野山坡的植物與樹木，因19世紀中葉開港通商，成為提供世界商品的所在，跨國資本家利用近代工業與商業的路徑，將臺灣的農工勞力與植物樹木連結為產業關係，創造了一個高度產值的富有時代，臺灣的農業產物茶、糖、樟腦因此走入近代世界。
　隨著茶、糖、樟腦拓展出的經濟史，1895年之後，臺灣果物也從田園走進工業的、資本主義的、殖民的近代社會。進入殖民時代的臺灣果物，與臺灣人一樣開始有了國籍，同時具備自然性與殖民現代性的社會構造，面臨國家的經濟動員，因此，對新時代有用的果物如香蕉、鳳梨、柑橘，集體成為市場的高獲利商品。
　殖民者將果物納入完整的栽培、試驗、品種改良與產銷的體制，構成近代臺灣果物的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及世界史。本期邀請相關領域專家，以近現代史為範圍，從多元課題描述臺灣果物進入世界產業網絡的體制與歷史過程，及其展現的社會文化。
　吳明勇描繪臺灣果物從舊時的田園前往近代世界的殖產脈絡與歷史行蹤，並以人物論視角，說明新渡戶稻造、芳賀鍬五郎、櫻井芳次郎三人對臺灣近代農業、果物試驗與品種改良事業的深遠影響。
張靜宜教授論述近百年臺灣果物試驗體系的建立、成果及其與產業的關係，說明農業知識與技術研究對臺灣水果產業的重要。
　曾立維博士揭開香蕉是和空氣、陽光、水一樣重要的水果，以香蕉為核心，說明日治時期青果同業組合與臺灣青果株式會社的發展，並影響了戰後青果合作社成立的過程。曾博士亦描述各種水果紀念戳章，說明水果展現的地方文化意象。
許世融教授探討青果業在臺中市街的發展，帶我們散步菜市場、水果攤，循著果香的街道，逐步解說水果與近代城市變容的細膩關係，顯示水果在近代社會變遷的經濟力量和不可或缺的位置。
　蔡承豪教授描述柑仔蜜變成番茄醬的故事，是一篇具田野奇趣與知識深度的番茄身世史。溫振華教授寫鳥梨仔、粗梨仔到高接梨的出現，以及高接梨之父張榕生的故事，並深入分析高接梨的科學技術史。王御風教授以伴手禮鳳梨酥為切入點，描述近百年臺灣鳳梨工業與產業興衰史。
　周慧茹研究助理以香蕉類為例，開箱介紹館藏果物期刊，這份國家級的果物清單讓我們知道臺灣圖書館不僅有豐美的書香，也保存臺灣最迷人的果香與滋味。

日治東臺灣殖民事業與鐵道建設文／吳明季（國立屏東大學文化發展原住民專班助理教授）日治時期，臺東線鐵道的建設受總督府臺灣東部發展政策影響甚深。其中，配合東部熱帶栽培業與移民事業的開發，提升東部交通建設，包含臺東線、花蓮港、臨海道路（蘇花公路前...
22/05/2026

日治東臺灣殖民事業與鐵道建設
文／吳明季（國立屏東大學文化發展原住民專班助理教授）
日治時期，臺東線鐵道的建設受總督府臺灣東部發展政策影響甚深。其中，配合東部熱帶栽培業與移民事業的開發，提升東部交通建設，包含臺東線、花蓮港、臨海道路（蘇花公路前身）等，整體改變了東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地景地貌與人口結構。

東臺灣殖民事業與移民招募
　日本殖民臺灣目的在於攫取臺灣的資源，將臺灣開發成日本經濟的支持力量，並做為南進的根據地。張素玢《未境的殖民：日本在臺移民村》（2017年）指出，日本殖民臺灣同時具有「根據殖民地」、「投資殖民地」與「移住殖民地」特色，在東臺灣的展現尤其鮮明，因殖民初期東臺灣地廣人稀，漢人很少，絕大多數是原住民族。
　1895年，在第一任民政局長水野遵的規畫下，樺山資紀總督頒定日令第26號「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規則」，第一條「無官方證據及山林原野之地契，視為官有地。」沒有土地書面權狀的原住民族土地大多被收為官有。
　這些土地經過測量與調查，透過1896年「臺灣官有森林原野豫約賣渡規則」與1902年「臺灣糖業獎勵規則」，開放給日本資本家無償貸款與租用土地，發展工業製糖產業。
　賀田組就是在這樣的脈絡下，成為第一個於1899年申請東臺灣官有土地開發的日本資本企業，負責開發東部製糖、製鹽、樟腦、菸草、採礦、畜牧、運輸、郵遞、金融等事業。
　賀田組取得土地後，須解決東臺灣勞動力不足問題，除了依政策招募日本內地移民在花蓮設立私營移民村（亦解決日本內地因發展工業資本主義，造成貧富差距過大、糧食不足與窮人沒有工作等問題），也招募廣東移民、西部的漢人與花蓮在地原住民為其工作。

苗栗客家人鍾永來的移民路
　住在苗栗頭份客庄的鍾永來，因祖居地廣東蕉嶺發生洪災餓殍遍野，祖先於1787年橫渡黑水溝來臺。1906年3月17日嘉義廳發生芮氏規模7.1的梅山大地震，鍾家住的房子因震災全倒。正當他徬徨無措煩憂災後如何復原時，剛好東臺灣賀田組到西部招募漢人移民花蓮，相關的獎勵辦法包括補助部分船費、糧食、種子及房屋貸款等。鍾永來接受賀田組招募，帶全家人二次移民到花蓮拔仔庄（瑞穗富源）開墾土地種植甘蔗。
　鍾家後代子孫鍾道明於2015年出版《祖蔭遺蹤：鍾集章家族尋根》一書，記錄了這段移民路線。鍾道明訪問鍾永來的孫子鍾昌發（1926年生），他表示，1906年12月鍾永來帶家人從頭份徒步到竹南驛，再搭火車到基隆驛，轉搭輪船至花蓮豐濱大港口，換過小船後，溯溪（秀姑巒溪）到水尾（瑞穗）的拔仔庄（富源）。秀姑巒溪處處是湍急激流，行船運送人員或物資，須從下游以人力拉縴的方式溯溪而上至花東縱谷。
　1906年，賀田組從西部招募至拔仔庄的漢人契約工，便是搭火車、輪船，從海邊換小船，拉至秀姑巒溪出海口，再以人力拉縴小船上溯至拔仔庄。

圖為設立於1914年的拔仔停車場，為富源站前身，圖為1960年的車站外觀。（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

貨運樞紐—花蓮港驛與臨港線文／黃雯娟（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教授）　　1939年，對於東臺灣花蓮而言，是一個承載時代轉折與發展的關鍵年份。這一年，歷經八年艱辛修築的花蓮港第一期工程正式竣工，這座採用先進陸掘式技術的現代化港口，打破花蓮長期...
13/05/2026

貨運樞紐—花蓮港驛與臨港線
文／黃雯娟（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教授）

　　1939年，對於東臺灣花蓮而言，是一個承載時代轉折與發展的關鍵年份。這一年，歷經八年艱辛修築的花蓮港第一期工程正式竣工，這座採用先進陸掘式技術的現代化港口，打破花蓮長期以來「有海無港」的困境，成為連接東臺灣與外界的海上門戶。
　　同年，花蓮港驛至東花蓮港驛的鐵路同步完工，稱之為臨港線。9月20日，貫穿花蓮港街市的鐵路線如期通車營運，沿線設有入船（民立）、日出（新村）、米崙（美崙）、東花蓮港（花蓮港）等車站，將港口與內陸腹地緊密串聯，開啟貨運的新格局。臨港線的開築，也見證花蓮港街市的發展。

花蓮港興築前的貨物運輸
　　花蓮舊名洄瀾港，地名有個「港」字，實際上花蓮的海岸線相當平直，沒有稱得上港口的地方。一大片海灘使大型船舶只能透過小船接駁旅客與貨物，同時缺乏可避風的地形屏障，冬季東北季風侵襲下更難以靠泊。
　　當時主要的船隻停泊地點位於花蓮溪與美崙溪之間（今南濱太平洋公園附近），但這裡只是一個海灣，並無碼頭，因水深不足，大輪船無法直接靠岸，必須依靠駁仔船接駁，駁仔船近海岸時，由當地阿美族壯丁拉牽至岸邊。由於南濱海濱風浪不穩定，駁仔船也無法靠岸時，客貨運輸即面臨斷航。
　　1909年臺東線鐵路開工，第一段工程於1910年2月1日開始建設花蓮至璞石閣（今玉里）間的輕便鐵路，1917年5月17日完工。花蓮港驛則首設於1910年12月16日，為方便船隻貨物輸運，1911年鋪設鐵軌到南濱，稱為「海岸驛」。1912年1月14日海岸驛開始營運，但並無定期班次行駛，須有船隻停泊花蓮港時才有火車通行。
　　此一困境在1920年9月1日第五任花蓮港廳長江口良三郎上任後，出現改變契機。江口向總督府申請經費建港，總督府以花蓮並無產業發展拒絕，江口乃改申請3萬元經費建造一座突堤。但這突堤並無什麼效果，直到1926年臺東線鐵道全線通車，總督府為開發及取得東部資源，並吸引日資前往投資，1931年開啟「花蓮港興築計畫」，花蓮港街市開始展現不同面貌。

築港計畫與臨港線的串聯
　　1930年，臺灣總督府交通局擬訂五年的全島港灣調查計畫，同年完成花蓮港的調查。依據調查結果，港口選址於米崙附近，計畫在海上建造堅固的防波堤，挖掘內側的陸地，將大量沙土去除後引入海水，即現代化「陸掘式港灣」。
　　1931年，日本國會通過花蓮港建港預算案，啟動築港工程，以總經費742萬日圓開始修築花蓮港街米崙（現名美崙）的商港，分七年工期興建；後因預算問題延期兩年。最後第一期工程於1939年10月2日開港，是日本史上第一座現代化陸掘式港灣，築港完成後，南濱成為「舊港」。
　　花蓮港開港後，同時開通基隆與花蓮港間的定期航線，由大阪商船株式會社的武昌丸與貴州丸負責運輸，每日一班往返，晚間九時從基隆港出發，上午7時抵達花蓮港；返程由花蓮港於晚間9時出發，第二天上午抵達基隆，標誌花蓮港正式具備對外貨運能力，進入貨運快速發展期。
　　竣工後的花蓮港建成三座碼頭，可同時停靠3艘4,000噸級船隻，擁有每年20萬噸的貨物吞吐量，較築港前每年僅8.3萬噸的貨物裝卸量大幅躍升，運費也因航運與鐵路轉運的完善大幅降低，徹底改變東部貨運不便的困境。港區成為東部唯一的大型重化工業地帶，生產鋁、金屬、氮肥等工業原料，大型工業會社相繼進駐，如東臺灣電力興業株式會社、電氣化學五大會社及東部水產株式會社等。因此，港口有擴建需求。
　　1941年，為配合戰時軍需工業發展，殖民政府擬訂「花蓮港第二期擴建計畫」，投入500萬日圓經費，計畫將貨物裝卸量提升至每年100萬噸，進一步擴大貨運規模，並新增兩座貨運碼頭，配套延伸臨港線支線及擴建花蓮港驛倉儲設施，以提升轉運效率。但受太平洋戰爭爆發影響，物資短缺導致工程進度延宕，加之美軍空襲破壞，第二期工程直至戰爭結束仍未完工，花蓮港貨運規模的擴張也因此受阻。
　　即使如此，1939年至1944年間，花蓮港的貨運量仍保持穩定增長，1940年貨運量達32萬噸，1942年突破40萬噸；1944年因戰時影響略有回落，仍維持在38萬噸左右，成為殖民政府在東部的重要貨運樞紐，而花蓮港驛與臨港線的接駁運轉更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臺東線鐵道於1926年全線完工通車，在花蓮港築港時，為方便工程運輸，開始鋪設花蓮港車站到築港工場段鐵道，1939年9月20日完工，稱之為「花蓮港線」，也就是「臨港線」的主要路段。1939年花蓮港開港時，臨港線同時加入港區的貨物輸運；1912年開始營業的南濱舊海岸線，則因功能萎縮在1941年廢止營運。
　　隨著花蓮港與臨港線的發展，花蓮港市街持續擴張，尤其沿臨港線向北到花蓮港的美崙地區。

圖為花蓮港築港前，輪船無法停靠海岸，須靠駁仔船接駁。（圖片提供／葉柏強）

花東鐵道與區域發展變遷文／孟祥瀚（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退休教師）　　清季以降，東臺灣的交通建設受到國家政策的影響甚深。牡丹社事件後，三路開山，目的在強化版圖的意識，以杜外人置諸化外之議，但事過境遷，道路仍然險阻難通。日治時期，則是作為殖民政...
14/04/2026

花東鐵道與區域發展變遷
文／孟祥瀚（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退休教師）

　　清季以降，東臺灣的交通建設受到國家政策的影響甚深。牡丹社事件後，三路開山，目的在強化版圖的意識，以杜外人置諸化外之議，但事過境遷，道路仍然險阻難通。日治時期，則是作為殖民政策的一環，以建構攫取地方利源的網絡。
　　1896年8月至12月間，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技師田代安定前往東部進行移民預定地調查，歷經南北各地，留下當時縱谷內交通情況的第一手觀察。他指出，東臺灣縱谷內礫石平野上的路徑，實難稱之為道路。路面未經平整，路線不定，僅靠近村落處見牛車路，貨物運送不便。且溪流橫貫於村落之間，支流漫散，天晴之時，猶須涉險渡河，多雨之日，河川暴漲，無從涉渡，交通因而受阻。因此，東臺灣的道路若是未能改善修建，則郵遞、軍隊與警察的往來都受到限制，猝有事故，將無法應變處置，殖民事業也將受到影響。
嗣後，臺灣總督府為建構管理網絡、鎮壓原住民、扶植樟腦與製糖事業、建立日本移民村等與殖產興利相關事業，每須賴交通暢通以落實，交通的規畫也在此政策脈絡下陸續推動。
　　1926年，花蓮至臺東的東線鐵道全線通車，東部縱谷南北連成一氣。鐵道沿線所經成為新興的發展區域，依據總督府對東臺灣的治理規畫，經由後續修建之鐵道加以深化與固化，成為現今所見之交通景觀，影響地方發展甚鉅。

從輕便鐵道到臺東線
　　1902年，賀田金三郎所屬之賀田組請准在吳全城種植甘蔗。1904年，賀田組獲中央山脈東側山麓一帶的製腦許可，為便利原料、產品、設備與人員的運輸，1906年自英國進口12磅鐵軌一批，預計鋪設花蓮港至璞石閣的輕便鐵道。但實際完工通車，僅花蓮港至吳全城之間8哩（12.8公里）。輕便鐵道即一般俗稱之手押臺車，「手押」係日文，用手推動之意。此為東臺灣鐵道運輸之嚆矢。
　　1908年7月，總督府收購賀田組已鋪設之輕便鐵道，改為官營，並計畫向南鋪設至臺東的輕便軌道。工程由卑南街與花蓮港街南北二端分段同時進行，預計於璞石閣會合。1910年3月至1911年5月間，各段陸續完工通車。全線設置海岸、花蓮港、荳蘭、吳全城、鯉魚尾、溪口、鳳林、馬太鞍、拔仔庄、水尾、迪佳、針塱、璞石閣、大庄、頭人埔、公埔、新開園、里壠、新七腳川、老吧老吧、北絲鬮、兵舍前、馬蘭、卑南、海岸等二十五站。
　　1907年7月，總督府鐵道部長長谷川謹介向總督府提出修建東臺灣鐵道的建議。他指出，東臺灣由於道路不完備，貨物運送成本如人工價銀、牛車車資、人力需求與運送時間等居高不下，隨著東臺灣人口與產業的發展，貨物運輸需求增加，運輸成本隨之提升，勢將帶動物價上揚的效應。因此，興建鐵道以暢通貨物運輸，降低成本，對東臺灣的發展實屬必要。
　　東臺灣的貨物運輸以樟腦與製糖為主，主要集中花蓮港與璞石閣之間，故應該先行鋪設此段鐵道。璞石閣至卑南之間，由於溪流縱橫，不時氾濫，工程困難，應俟河道改修後，再圖延長。在鐵道興建完成之前，仍然以手押臺車為主之輕便鐵道為主。長谷川謹介的建議隨即付諸執行。
　　鐵道採分段完工即通車方式進行；鐵道通車後，該段輕便軌道即停止營運。1910年12月，花蓮港至鯉魚尾間鐵道完工，即日開始營業。1917年11月，花蓮港街至璞石閣之間開始營運通車。
同時，臺東製糖株式會社根據總督府鐵道部測量之璞石閣至卑南的鐵道路線，於1916年4月，向總督府申請興建卑南街（臺東市）至新開園（車站位於今池上福文村）的鐵道。1919年12月，卑南至里壠間開始營運通車。
　　1922年，總督府買收臺東製糖會社鐵道，沿途設臺東、馬蘭、日奈敷、初鹿尾、稻葉、鹿野、大原與里壠等站。1926年3月，里壠至玉里鐵道完工通車，沿途設置里壠、新武呂、池上、公埔、頭人埔、大庄、安通與玉里等站。東線鐵道全線通車。

圖為日治時期跨越新武呂溪的鐵橋。（圖片出處／《東臺灣展望》，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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