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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滾球同樂日原訂4月27日舉行，現延期至5月25日，希為留意。

永遠懷念四月初在香港安息主懷的上海聖約翰大學校友、香港達思航空行政總裁歐德強學長。歐學長的安息禮已於四月19日上午假香港中環聖約翰座堂舉行，唐彥博校長日前委託聖約翰科技大學香港校友會致送弔唁花籃向歐學長敬致哀思。

歐德強學長在1949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政治系，他的父親歐偉國學長，同樣是上海聖約翰大學校友，也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的校董。

歐德強學長繼承父親博愛與奉獻的職志，在2012年向聖約翰科技大學捐款辦學，捐贈「歐偉國廳」會議空間。2016年，歐夫人不幸辭世，歐學長為了完成妻子遺願，以夫人名義成立「歐潘艾達（Ida Pan AU）紀念獎學金」，鼓勵優秀的香港及澳門學生到聖約翰科技大學就學。

歐德強學長是香港達思航空行政總裁，在2020年一月詣訪聖約翰科技大學時對學弟妹說，他在50年前因為不想幫人打工，因此努力讓自己當老闆，從小公司慢慢做起，即使到了91歲，依然每天上班。他勉勵學弟妹們，有機會工作就要持續工作，不要想著退休；同時也要找到自己喜歡的興趣，認識多一點朋友，人生活就會越來豐盛。

全國基督教大學同學會70周年晚宴，訂於2023年4月22日（周六）晚上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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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與崇基的淵源與情緣：
他們是「崇基人」，也是「嶺南人」

呂羅中
崇基學院社會系校友（1966）

前言

一九六二年，我考入了崇基學院，當年就讀的時候，發覺很多老師，他們與前廣州嶺南大學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他們雖然是「崇基人」，但其實也是「嶺南人」。

崇基學院校史告訴我們，崇基創校與昔日中國大陸的十三間基督教大學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不過由於地緣因素，崇基與前廣州嶺南大學的淵源似乎是特別深厚，我的老師曾昭森博士在他的著作《懷士集》(107頁）寫的一段說話，可以表達這兩間學府的關係：

「嶺南與崇基，在形式上似乎是兩件事，其實在歷史上和關係上是一脈相承的。崇基是繼承國內十三間基督教大學的教育傳統的。嶺南大學是十三間基督教大學中之唯一設在廣東地區的大學，學生是以廣東人居最大多數，教學且用粵語。所以單從地區的一點來看，嶺南與崇基的關係是特別密切的。崇基創辦人之一和第一任校長又是嶺南大學前校長李應林先生，就更説明這種一脈相承的關係了。」

早幾年我們校史團前往廣州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訪問，臨別時雙方唱校歌作為結束，發現嶺南校歌的曲調原來與崇基校歌的曲調相同 。
至於崇基校歌歌詞則是由謝扶雅教授所作，而謝扶雅本身也是「嶺南人」，當年他在芝加哥大學及哈佛大學畢業回國後，在廣州嶺南大學擔任哲學系系主任。

崇基創校至今已有七十年，我在母校就讀的年代，正處於崇基創校第二個十年歷史的開始，當時崇基十個學系的系主任，其中一半都是「嶺南人」，包括：

經管系主任麥健增博士
史地系主任黃道章博士
生物系主任陳長敬博士
化學系主任周燿岐博士
社會系主任黃壽林教授

上述五位系主任，除了麥健增博士，其餘四位都是嶺南大學畢業生，麥健增雖然不是在嶺南就讀，但他加入崇基之前，也是在廣州嶺南大學擔任教授。

其實當年，還有很多老師和行政人員都有廣州嶺南大學的背景，有些在該校畢業，有些在該校任教或擔任行政工作，例如我們的校長容啟東博士、文學院院長曾昭森博士和註冊主任謝昭杰先生，他們未加入崇基之前，全部都是「嶺南人」。

容校長和曾院長原先在廣州嶺南大學擔任教授，謝主任則擔任總務長，而曾昭森和謝昭杰更是由小學，中學至大學都在嶺南就讀的同學。

從以上資料，我們可以知道，這些稱為「嶺南人」的大學教育者有一個共通點，他們在五零年代初離開了廣州嶺南大學後，先後都加入了創校時期的崇基學院，成為「崇基人」。

崇基創校初期頗為艱辛，但這班「嶺南人」均能秉持教會大學一貫的理想與信念，劈荆斬蕀，任重道遠，黙黙耕耘，作育英才，對學生尤其愛護備至，在創校時期把嶺南昔日的優良傳統帶給了崇基，努力為崇基打好根基，他們豐盛的教育生命，他們的承擔，令人非常敬佩和緬懷。

今年參加校史團，我有機會與同學們分享當年我所認識的幾位「崇基人」也是「嶺南人」的點滴情緣，他們包括：

(一) 我的校長容啟東博士
(二) 我的註冊主任謝昭杰先生
(三) 我的老師曾昭森博士
(四) 我的系主任黃壽林教授

由於分享的內容大部分是基於回憶及個人的經歷和感受，有些資料，距今已超過半世紀，所以如有錯漏之處，還望包涵及賜正。
不過最重要的，我希望帶出一個訊息，這些年間我們時常講傳承，不單止是一所大學與另一所大學的傳承，其實也是老師與學生的承傳，生命影響生命，而且是藉著教育去影響更多的生命！

(一) 我的校長容啟東博士

一九六二年九月一日香港受到有史以來最強的颱風溫黛吹襲，導致我第一天進入大學也取消了。還好開學後不久，我們第一次的週會能如常舉行。

原來崇基有一項重要的傳統，就是學生要參加每逢星期五早上在禮拜堂舉行的週會，週會除了唱詩、祈禱和讀經，還包括各種講座，探討有關社會、經濟、政治、教育、宗教及文化藝術等等領域的議題。

那個年代，無論是上學期和下學期，每一個星期五都要參加週會，所以有些同學有時也會感覺是一種負擔。

但畢業後融入了社會，我反而漸漸感覺到那些年的週會，不單帶給我很多學術以外的知識，也擴濶了個人的視野，更潛而默化讓自己培養出一套倫理道德觀念。

記得開學後第一次的週會，也是我第一次有機會看見我們的校長容啟東博士。

那次週會的詳細內容，我大部分都忘記了，可是那天容校長在他的致詞時，提過這個英文名詞：Academic Honesty，印象卻非常深刻。

畢業後，我曾在大專院校擔任兼任講師多年，每學期開學的第一課，我都會將容校長當年在我們第一次週會提過的Academic Honesty，寫在黑板上與同學們討論。

早幾年，一個偶然機會，碰見我很多年前教過的一位學生，我問他還記得我嗎，他的回答是：「我至今仍然記得，每學期開學的第一堂，你一定用Academic Honesty做開塲白！」

我在崇基的四年，其實很少有機會接觸到校長，記得我第一次近距離與容校長接觸是一九六三年，當年為了慶祝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崇基學院特別在校園位於今天嶺南體育場的空地，舉辦了類似嘉年華會的攤位遊戲，招待學生家人及全港中學生。

當日我和另一位同學負責在我們系會的攤位招呼來賓，而第一位到訪的嘉賓就是容校長，想不到那天他竟然逗留了很久，與我們作非常親切對談，除了問及中大成立的慶祝活動，還談及我們的學業狀況，那天的情境至今仍歷歷在目。最近找尋資料時，發覺我們的畢業同學錄也刊載了當天容校長在我們攤位的那張相片。

當年我第一天踏入崇基就有一種感覺，在崇基這個校園裡，人情味特別濃厚，師生以真誠相待，互相關懷，包容和尊重。

這些年間，參加校史團，留意到昔日基督教大學的校長們，他們除了學識淵博，對學生也是關懷備至。其實我也發覺，我們崇基每一任的校長(或是院長)，他們也是非常親民。我不知道這種現象是否教會大學的特色和傳統？

容啟東校長早年入讀廣州嶺南中學部，其後在清華大學就讀，畢業後前往美國芝加哥大學深造，獲得博士學位後回國。

1938年，他在廣州嶺南大學擔任生物系教授和系主任，也曾擔任代理理學院院長、代理教務長和代理校長等職務。

1951年，容啟東在香港大學任教，並擔任植物系主任；其後於1960年，容啟東受聘成為崇基學院校長，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時，他也成為中大首任副校長。

容啟東博士早年是廣州嶺南大學的教授，並曾擔任代理校長，其後他來到崇基，成為我們第三任校長，所以他是「嶺南人」，也是「崇基人」

(二) 我的註冊主任謝昭杰先生

猶記我在崇基的第一學年，有一天我在校園由課室行出來，準備橫過馬路行去圖書館之際，迎面有人呼叫我的名字，我抬頭一看，原來是我們的註冊主任謝昭杰先生。

他告訴我，由於我最近考試有一科的成績不太理想，恐防會影響我繼續獲取獎助學金，所以叮囑我要留意我的學業。

當年我在崇基申請了一項獎助學金，其中要獲得這個獎助學金的一個條件是，每學期的成績必須達到某一個GPA。

那些年，崇基學院雖然類似一所博雅大學(liberal arts college)，學生人數不特別多，但全校仍然有接近六百名學生，而謝主任竟然可以記得我，還要為幾百名學生其中的一位成績操心，那就一點都不簡單！

我的老師曾昭森博士也曾提過，他的同學謝昭杰的確具有過人的記憶力；不過我個人的感受是，謝主任不單止具有過人的記憶力，最主要是他還具有那顆對學生關懷和愛護的心，雖然他不是我本科老師，但卻仍然留意和關心我的學業進展！

當日假如不是謝主任善意的提醒，相信要藉著那奬助學金完成我的大學教育，必定有所阻礙。

謝昭杰主任早年在廣州，自小學、中學到大學都在嶺南肆業，讀完大學二年級後，前往美國留學，先後在奧柏林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學士及碩士學位。其後他回國，一九五一年未加入崇基前，在廣州嶺南大學服務了十三年。

前幾年我們校史團前往廣州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訪問時，在那裡我們發現很多與崇基有關係的名字，包括李應林、謝昭杰、容啟東、曾昭森、謝扶雅、楊慶堃、胡秀英、黃壽林…等等。

其中他們特別提到謝昭杰主任如何不辭勞苦，協助嶺南校長李應林先生，在抗戰時期，安排嶺南師生們在粵北繼續教與學的運作，以及戰後如何令嶺南可以在廣州復校。

1951年，原嶺南校長李應林先生來港擔任崇基學院首任校長的時候，當時崇基初創，註冊處工作尤為重要，所以他特別委托謝昭杰擔任註冊主任；往後謝主任一直在崇基服務了十五年，直至我畢業那一年的六月與世長辭。

謝昭杰主任在崇基的年代，經常把「嶺南人」和「崇基人」掛在嘴邊，因為他畢生熱愛嶺南和崇基。

(三) 我的老師曾昭森博士

首先從我的教育信念說起…

一直以來，我認為教育不單可以提高個人甚至家庭的質素，更可以提昇整個社會以至國家的素質。

所以我相信孩子們有機會受教育，明天就有希望！

當年我在崇基學院修讀曾昭森博士授課的《教育社會學》時，上述教育信念就深深印在我腦海中。

曾昭森老師早年在廣州，他和我的註冊主任謝昭杰是同學，自小學、中學至大學都在嶺南肆業，畢業後前往哥倫比亞大學，受學於近代教育家杜威。其實當年很多中國近代教育家包括胡適，陶行知等等，都是杜威的學生。

其後曾昭森回國，在廣州嶺南大學擔任教席，可以説，由小學至大學，大半生都是生活在「嶺南」，他是一位真真正正的「嶺南人」。

杜威的教育哲學和理論都源於兒童年代，所以他的門生曾昭森和陶行知等都特別注重青少年的教育，他們都具有愛護赤子之心，可以說，他們的教育理想就是教會大學長遠以來所推崇的「大愛教育」。

上一世紀五十年代初，國內大學調整，廣州嶺南大學歸併於中山大學後，曾昭森來港在當時剛創校不久的崇基學院擔任文學院院長，並在社會系擔任教授。

那段他作為「崇基人」期間，適逢我在崇基肆業，有機會修讀他講授的學科，讓我認識了近代教育發展所面對的問題，同時也認識很多中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包括蔡元培、陶行知、胡適…等等。
一九七零年，曾昭森博士在香港大學柏立基堂擔任訪問學人，當時我也剛好在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擔任高級研究助理，所以經常有機會向他請教。

我們有時會由當年報章常將「學位」(degree) 與「學額」(vacancy) 這兩個名詞的混淆使用，再談到杜威「教育本身並沒有什麼目的」的教育理論......曾博士的教育理念深深印在我的腦海中。至今我仍保留了當日他親筆簽署送給我的兩本著作：《菁英集》和《懷士集》。

雖然我在崇基畢業後，不是全職投身於教育事業，但我仍盡量透過不同的方式去實踐我的教育的信念，除了長期贊助國內農村孩子們重返校園外，也在大專院校擔當兼任講師。

及至我退休後，經常有機會前往內地及海外農村學校參加義務教育，並在母校崇基參加與教育有關的活動例如學長計劃及校史團。
我深知個人的力量非常微小，但我堅信老師曾昭森博士的教育精神，一代未能完成的任務還有下一代可繼續，下一代未能完成還有再下一代；因為江河湖泊也是靠一㸃一滴的水才能形成，相信這就是所謂傳承吧！

(四) 我的系主任黃壽林教授

記得當年我退休後，懷著「爲學莫重于尊師」的心態，經常都會專誠相約同窗學友，前往加州三藩市探望昔日崇基社會學及社會工作系系主任黄壽林教授，縱然那時候他已退休多時，年屆耄耋之年，但我們在記憶的長河裡，仍能與教授重溫那些年在崇基學習和課餘活動逸事。

當日每次造訪黃教授時，他最引以為傲的是一九六四年，崇基社會學及社會工作系能以一個系會的力量，在當年剛落成不久的香港大會堂，連續三晚在那一千五百座位的音樂廳公演大型話劇《紅樓夢》籌款，教授稱此為前無古人暫無來者的學生課餘活動；當年公演的塲刊現存於崇基校史檔案室。

五十多年前要演出紅劇實在非常不容易，涉及演員、排戲、塲地、票務銷售和經費...等等項目，每項都是非常棘手的問題！
單以人手就已經是一個大問題，紅劇作為大型話劇，前台主力演員就需要男女二十位，還未計算其他配角，再加上後台工作人員，包括佈景、服裝、化裝、音響、燈光、導具…等等不計其數，甚至宣傳和票務，也是由同學自己處理。

當年我們社會學及社會工作學系四個年級合共加起來的學生大約只有一百多人，但很多同學課餘都有兼職，三年級社工同學更要出外實習，而四年級同學也要應付學位考試，但我們竟然能排除萬難，完成了這項大型話劇公演的創舉。

那幾年與黃教授在加州團聚，才明白當年教授之所以極力鼓勵同學們舉辦一項如此艱鉅的活動，除了希望我們可以藉此獲取各種知識和經驗外，其實他更希望藉著紅劇令同學們了解到，作為教會大學，崇基所推崇的博雅教育，不是只限於課本和課堂！

另外黃教授也經常提起當年他策劃的一項農村都市化研究計劃，此項實地考察的學術研究，個人認為非常類似中國近代社會學家費孝通的農村研究及中國近代教育家陶行知的農村教育工作。

當日該項硏究獲得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學教授楊慶堃博士的支持，四零年代後期，楊教授在廣州嶺南大學擔任社會學系系主任，所以他也是「嶺南人」，其後他於一九五三年前往美國，在匹茲堡大學擔任社會學教授。

當日我們選修農村都市化研究的同學，每星期必須前往新界大埔頭村，並需在學系租借兩間村屋住宿一晚，進行實地考察和資料搜集。

那個年代，適逢新界農耕漸趨末落，很多原居民開始移居往外國，我們進行硏究的大埔頭村，同樣也要面對主要勞動人口特別是男丁的減少。

當時參與研究的同學，在黃教授的建議下，透過提供各種服務予村民，包括為村內孩童補習，代留守的長者村民書寫信函予居於海外的親人，並協助村民辦理種種與起居生活有關的手續...等等，藉此建立了睦鄰關係。

教會大學長遠以來具有謙卑服務的傳統，昔日廣州嶺南大學的校訓也是「作育英才、服務社會」，當年我們寓社區服務於學術研究，應該是承傳這方面的傳統吧！

黃壽林教授早年肆業於香港華仁書院，其後入讀廣州嶺南大學，在嶺南畢業後，前往美國南加州大學研究院繼續深造。

上世紀五十年代他加入崇基學院，並為母校創辦了社會學及社會工作學系，七零年代中退休後旅居美國，直至2014年辭世。
黃教授作為「嶺南人」，畢生奉獻教育工作，在崇基服務了二十多年，他也是一位受學生愛戴的「崇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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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話】
早幾年的一個嚴寒冬天，我前往西北寧夏山區參加一項義教活動。
第一天上課的時候，我負責初中二年班有一位學生，看見我這位年紀比較大的義教老師，於是舉手問我：「老師，您年紀這麼大，為什麼還有體力可以來到我們這個又偏遠又寒冷的村莊做支教老師？」

我回答他：「因為老師經常有做運動，鍜練好自己的身體。」
隨後我對全班同學説：「同學們，我們做學生，除了學問要好，品德要好，還要有強健的體魄，才可以好好成長。否則身體不好，想做什麼都做不了，對嗎？」

往後每天早上學生體操時段，看見我那一班的同學都非常用心做體操。

當年在崇基肆業的時候，每年我都會參加爬馬鞍山活動，至今我仍然保存了當年行完山獲頒贈的紀念章。

這些年間，我一直都有在香港或到外地去行山，不過無論我去到哪裏行山，例如本港的鳳凰山、內地的青藏高原、或是外地的喜馬拉雅山，我都會想起昔日「鞍山蒼蒼」的情境，因為我喜愛行山運動是始於當年在崇基參加攀爬馬鞍山！

教會大學對全人教育一向非常重視，希望學生們在德、智、體、群、美、靈等方面可以得到全面的發展。

崇基由創校之初，就已經將全人教育的理念包括在學術，人格和體格(健康)的培養。所以對運動非常重視，上體育課是必修科，而運動會、吐露港渡海泳，攀登馬鞍山…等等，同學都會有不同程度的參與！

記得我在祟基的年代，李小洛先生是我們的體育主任，他推動同學們的體育活動，不遺餘力！

李主任是崇基首任校長李應林先生的長子，當年李小洛在廣州嶺南大學畢業後，負芨海外，前往以體育著名的美國春田大學進修碩士學位，後來他學成歸來，在崇基服務了超過三十年。
那些年，專職推動崇基學生強身健體活動的「崇基人」李小洛，他也是「嶺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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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刊】

1.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一九六六年旭社畢業同學錄編輯委員會(1966)：《旭社同學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一九六六年旭社出版。
2. 崇基學院校史檔案館編輯組(2006)：《「哲懷深致立崇基」: 創校文物展》，香港：崇基學院出版。
3. 崇基學院校史檔案館編輯組(2007)：《「樸雅融文照海山」: 創校文物展》，香港：崇基學院出版。
4. 全國基督教大學同學會(2019)：《大學教育與基督宗教 - 全國基督教大學同學會67周年纪念特刊》，香港：全國基督教大學同學會出版。
5.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社會學及社會工作學系系會出版委員會(1966)：《社會觀察 第二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社會學及社會工作學系系會出版。
6. 曾昭森 (1967)：《懷士集》。香港：香港進步教育出版社。
7. 曾昭森 (1967)：《菁英集》。香港：香港進步教育出版社。
8.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1971)：《崇基二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出版
9.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社會學及社會工作學系系會演出委員會 (1964) ：《「紅樓夢」: 演出場刊》。香港 :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社會學及社會工作學系系會出版。

(全文完) 202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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